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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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

 

三十年来,Gordon Hempton环绕了地球三次,为的是收集世界各地的自然声音。与其他环境议题一样,Gordon Hempton发现自然界的寂静正在不断被人类入侵,为了保存声音领域的纯洁,他发起「一平方英寸的寂静」计划,希望世人能把「寂静」重现,因为「寂静不是令东西消失,而是让所有东西呈现」,只要我们静下来,便会听到大自然的奏乐,那是影响我们身心灵的谐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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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才尝到真正聆听
Gordon Hempton原想成为植物病理学家,1980年在由西雅图开车前往麦迪逊的研究所途中,他选择停于一片玉米田上休息,想不到这小小的决定影响了他一生。他躺在玉米田上,正要休息之际,却忽然听到一阵蟋蟀的叫声,就像多重合奏般美妙,他感觉到空气里带着潮湿的味道,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雨落下之前,雷声率先响起,轰隆隆地自远方翻滚而来,回响不绝,磅礡、深沉,灵魂为之震撼。Gordon
Hempton不禁心想:我已经27岁,为甚么从来没有真正聆听过?其后他不惜退学,当信差打工,为的只是“become a better list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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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Gordon Hempton成为了声音生态学家,从事生态声音录制30年,iTunes上也能找到他的「音乐」。在这过程中,他渐渐发觉地球上的寂静之境正在迅速消失。以美国为例,能够让人至少享受到15分钟大自然宁静的地点,现在只余下12个。原本是避世天堂的国家公园亦深受其害,日间平均不到5分钟便会出现一次人为声音骚扰。为此,Gordon Hempton于2005年开始了一项保护寂静计划,他在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里放置了一块小红石,并命名它为「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他定期到那里监测可能入侵的噪音,记录时间、噪音入侵的程度以及噪音的来源等各项数据。然后,他会主动联络制造相关噪音的人,向对方解释保护仅存自然寂静的重要性,并附上一张纪录大自然被噪音入侵前后状况的CD,请求对方自我约束。

大阳能点唱机
寂静对我们来说有何重要?Gordon Hempton以大阳能点唱机比喻这个地球,吸收最多阳光的地方,声音愈是多元丰富。他在TED的一次讲座里,顺序播放在亚马逊、中美洲的Belize、邻近俄罗斯的Georgia,最后是华盛顿所录到的声音,大家能明显听出亚马逊是最具生命力的地方,其后随着地方转变,声音的活力不断递减;而声音一转,在设有巨形厂库的城市里,我们听到的是低频率的持续机械声,它们不像打桩般吵耳,却一直存藏于耳膜之间,这声音影响附近超过1,000平方英里的环境,淹没大自然的歌声。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枯燥声音。

Gordon Hempton表示,单凭声音,我们能够判断一个地方的生命力,环境的健康状态,但今天我们却失去了这个「聆听」的权利。于城市里,要求「寂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最起码,我们还可以为保存国家公园里的「寂静」而努力。只有真正处于静谧状态,我们才会发现地球是如此热闹雀跃,内心才有被大自然抚顺平静的机会。

集中营内的蝴蝶和参透生死的罗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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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

对不少从事临终照顾的人士来说,伊莉萨白.库伯勒.罗斯医 (Elisabeth Kübler-Ross)是位重要人物。这位生于瑞士的心理医生对死亡的研究,把西方医学对濒死病患者的处理从阴暗冰冷中带回阳光之下。她透过文字和行为,把关怀一词变成给濒死病人的处方药物,也把同理心加入了照料他们的医学程序。

在六十年代,罗斯医生借着对两百多位绝症病人的心理分析,归纳了他们在面对生命中最大的坏消息后的五个阶段: 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

罗斯医生的著作《On Death and Dying(中译死亡与濒死》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为医学界带来震撼。这本文献和她之后的多本着作,探讨了由濒死时魂魄出窍到死而复生的现象。在怎样面对死亡这一大难题上,替我们开拓了宗教以外的一片天空,也构成现代生死学的基础。

罗斯医生认为死亡是自然现象,本身并不可怕。反之现代西方文化对死亡加上虚伪的掩饰和造作,反而令大众失去自然地面对死亡的机会。她举例说墨西哥就有着对死亡处之泰然的特质,他们只要兴之所至,就会带同食物到亲人坟前,像处身家中般和死者闲话家常。罗斯医生对童年在瑞士时一位邻居的守灵仪式印象深刻。罗斯医生的父亲和其他亲友一般,可以随意触踫死者和跟他说话,整个仪式完全没有现代丧礼要为死者穿上丝质丧服、躺进用绸缎软垫覆盖的棺木和面上涂上胭脂等的人工造作。这些细节,从罗斯医生的角度,是加深现代人对死亡的隔阂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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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年和死亡交往的经验,罗斯医生察觉,只要病人在生时依照自己的意向而活,日子充实,事事尽力而为,没有留下悔疚,多会安详的离开世界。反之,背负着未能完成别人对你期望而离开的病人,往往显得十分痛苦和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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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面对病重的亲人?罗斯医生认为诚实和爱,是处理的两大基石。不要回避病者的问题,但不要为他们未问的先行作答。千万不要自作诚实好人,把自以为的真相公开令他们希望幻灭。病人未提出的原因可能是未能接受答案。而希望,正正是我们生存下去的最大动力。在最后阶段时,在病人周围组成一个用爱织成的支持网,尽量答应他们的要求。无论是选择在家中离世、转到宁养医院,甚至喝一杯咖啡、抽一根烟,在可能情况下,应尽量配合。

罗斯医生除了学术研究外,也创办了「和平之家」(Shanti Nilaya, Home of Peace),一所为濒死病人设立的疗养设施。一九八五年,她也计划在美国维珍尼亚州设立专为艾滋病童而设的宁养医院,但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告吹。一九九四年,她的住所更被纵火而烧毁。

伊莉萨白.库伯勒.罗斯生长于瑞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小康之家,母亲在一九二六年诞下包括她姊姊和妹妹的三胞胎。

罗斯五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当时医生觉得她生存的机会渺汒,虽然后来罗斯奇迹的康复,但医院阴暗、冷漠的环境,在她心内留下不能磨灭的阴影。十三岁时,妹妹也患上同一症状,令罗斯立志要当一位医生,但父亲却极力反对,要她将来留在家族生意工作。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国际和平志愿工作团」。由于瑞士在大战期间维持中立,罗斯未曾目睹战争的可怕。波兰的迈坦尼克集中营(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的一段经历,是罗斯医生人生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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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访问中,罗斯医生向美国脊医权威Daniel Redwood,说出这个改变一生,令她投身心理学的经历:

我知道纳綷在迈坦尼克的毒气室中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儿童,但我在营房的墙上,见到的却是他们留下一张又一张的蝴蝶图画。我清楚这些画是小孩在知道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后画下的,这个境象给我很大的震撼,同时也带来很大的疑惑。

我当年只是一个在无风无浪的瑞士成长的一个年轻女孩,对人性的丑恶认识不深,迈坦尼克和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和无法理解。

杀死千万儿童的凶手,本身也是普通人,也会为自己孩子的健康担忧,然而却可以日复日的作出杀人的冷血行为?

当日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在集中营当义工的犹太女孩歌妲,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和姊妹都被送进毒气室。到她被安排进入毒气室的那天,却因为当天被安排的人数已经超出负荷,临时把她从队伍中抽出来。但因为她的编号已被列入死者名单,一直未有再被送回毒气室,奇迹地逃过一劫。

歌妲在集中营渡过余下的日子,她立誓要尽余生之力把目睹的恶行公诸于世。

当盟军解放迈坦尼克时,歌妲却对自己说:
“若我在以后的日子都花在形容丑恶上,我和希特拉就会无甚分别。从我口中出来的,全部都是仇恨和恶毒的种子。”
歌妲告诉我她向上帝保证,如果一天未能宽恕希特拉,她一天都会留在营中。当她离开迈坦尼克时,要带着营中岁月给她的教训。

临别时,她再和我说:
“妳可能还未清楚,在所有人当中,存在着一个希特拉!”
她的意思是,我们必需先承认心中存在着邪恶,然后才能把它驱除,做一个真正的善人。

听毕她的说话,我却在想:
“她肯定有点不正常,我的心里怎会藏着一个希特拉。”
几天后,因为我染上风寒病,我要离开迈坦尼克。在不断需要转乘便车的旅途中,因为病情加剧和三天未曾进食,我最后无法回到瑞士,被发现昏迷在德国的一处森林中。在医院里,我突然醒觉,在那三天的行程中,若身边经过一位带着面包的儿童,我必定会把面包夺走。

在剎那的顿悟后我对自己说:
“我完全明白歌妲的意思,我心中的确住着一位希特拉。” 随着处境的逆转,生出邪恶的念头是自然的事。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回到瑞士后我和自己说要进入医学院,我要清楚了解是什么把纯真儿童变成纳綷恶魔的原因。

迈坦尼克的蝴蝶代表什么?在罗斯医生的晚年她得到了答案:

就像蝴蝶破茧而出,死亡令人类的精神蜕变。怎样从转化中悟出道理而变得关爱别人,就是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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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罗斯医生因为一连串的中风令她左半身瘫痪,九年前的今天,参透生死的她在阿里桑那州的家中安详离世。

罗斯医生生前曾说她清楚自己死后的去向,但在到达最后归宿之前,她会先在银河上唱歌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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