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出家，雖然有很多復雜的因緣，而最主要的還是仙佛不分，想得神通而出家。所以受戒、讀經、參禅，都是想得神通。出家的最初一年，是在這樣莫明其妙的追求中度過的。第一年已經讀熟了《法華經》，每日可背誦五六部。第二年夏天聽講《法華經》，始知佛與仙及天神不同。

曾住禅堂參禅，要得開悟的心很切，一方面讀《楞嚴經》，一方面看語錄及《高僧傳》等。第三年又聽講了《楞嚴經》，對於天台教觀已有了大體的了解。並旁研及賢首五教儀、相宗八要等。而參究話頭的悶葫蘆，仍掛在心上。

秋天去住藏經閣看藏經，那時喜歡看《憨山集》、《紫柏集》，及其他古德詩文集與經論等。如此經過了幾個月，同看藏經的有一位老首座告訴我說：“看藏經不可東翻西找，要從頭依次的看到尾”。當時我因找不到閱藏頭路，就依他的話，從大藏經最前的《大般若經》看起。

看了個把月，身心漸漸的安定了。四百卷的《大般若》尚未看完，有一日，看到“一切法不可得，乃至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不可得！”身心世界忽然的頓空，但並沒有失去知覺。在這一剎那空覺中，沒有我和萬物的世界對待。一轉瞬間明見世界萬物都在無邊的大空覺中，而都是沒有實體的影子一般。這種境界，經過一兩點鐘，起座後仍覺到身心非常的輕快、恬適。在二三十天的中間，都是如此。

《大般若經》閱後改看《華嚴經》，覺到華藏剎海，宛然是自心境界，莫不空靈活潑；從前所參的禅話，所記的教理，都溶化無痕了。我從前的記憶力很強，只要用心看一遍就能背誦。但從此後變成理解力強而沒有記性了。

我原沒有好好的讀過書，但從那一回以後，我每天寫出的非詩非歌的文字很多。口舌筆墨的辯才，均達到了非常的敏銳鋒利。同看經的有後作金山方丈的靜觀和尚等，他們疑我得了憨山大師所說一般的禅病，但我心中很安定。

我現在想起來，當時如從這種定慧心繼續下去，三乘的聖果是可以成就的。可惜當時就改了途徑，因為遇到了一位華山法師，他那時就在杭州辦僧學校，暫來藏經閣休息。大家說起我的神慧，他與我談到科學的天文、地理、與物理、化學等常識；並攜示天演論、康有為大同書、譚嗣同仁學、章太炎文集、梁啟超飲冰室等書要我看。

我起初不信，因為我讀過的書，只是中國古來的經史詩文與佛教經籍。當時與他辯論了十幾天，積數十萬言。後來覺他頗有道理，對於譚嗣同的仁學，尤極為欽佩。由此轉變生起了以佛法救世救人救國救民的悲願心。

當時，以為就可憑自所得的佛法，再充實些新知識，便能救世。

次年乃從八指頭陀辦僧教育會；冬天又同去參加鎮江所開的江蘇僧教育會；繼又參加楊仁山居士預備復興印度佛教的祗園精捨。

自此以後，就沒有依了以前的禅定去修，這樣從光緒三十四年，一直到民國三年。歐戰爆發，對於西洋的學說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發生懷疑，覺到如此的荒棄光陰下去，甚不值得，遂到普陀山去閉關。

閉關二三個月後，有一次晚上靜坐，在心漸靜時，聞到前寺的打鐘聲，好像心念完全被打斷了，冥然罔覺，沒有知識，一直到第二天早鐘時，才生起覺心。最初，只覺到光明音聲遍滿虛空，虛空、光明、聲音渾然一片；沒有物我內外。嗣即生起分別心，而漸次恢復了平凡心境。自此，我對於起信，楞嚴的意義，像是自己所見到的，所以我當時就開始著成了《楞嚴攝論》。

經過這次後，繼續看經，著書，坐禅。這一年中專看法相唯識書。當時其他的經論雖亦參看，但很注意看唯識述記。述記中釋“假智诠不得自相”一段，反復看了好多次，有一又入了定心現觀。這與前兩次不同，見到因緣生法有很深的條理，秩然絲毫不亂。這一種心境，以後每一靜心觀察，就能再現。

從此於思想文字等都有改變，從前是空靈活潑的，以後則轉入條理深細緊密的一途；在此時所寫出的文章不同，亦看得出。

上述經過定境三次，都因後來事緣紛集的時間太多，致不能有長時的深造成就。

自從經過第一次後，我的記憶力便沒有以前好，但理解力很深。那年頭發已變白，眼已近視，但後來頭發轉青了，眼睛到現在未變。經過第二次後，起信、楞嚴的由覺而不覺的緣起相，得了證明。第三次現觀唯識的因果法相。古人所謂不昧因果，實在一一皆有條理、秩然而不紊亂的因果。

經過這三次的定境，每一次心理生理都有改變，並曾偶然有過天眼、天耳、他心通的征兆；六通可能，則建基天眼、宿命通上的業果流轉相續亦決可信。因為悲願心太重，未能向禅定去繼續深進。所以沒有次第，可為別人修證的依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