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说唱艺人正在说唱中

转载自网络

作者：阿明

他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当地群众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把他说成的近乎于鬼使神差的传奇人物。当地人有这样一句话”卡鬼、肯鬼、波鬼，这是类乌奇地方的三个鬼。”这里指的卡、肯、波三人都是当地会降神的鬼神式的人物，而这其中的第一个”卡鬼”，就是指卡察·阿旺嘉措。

人们为什么把他说成是神鬼式的人物呢？因为这个姓卡察的人具有神奇的能力。他可以从方寸大小的铜镜中预示人的前途和命运，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哪个人生了病，谁家丢了牲畜和什物，谁要预知未来，都要毕恭毕敬地来找阿旺嘉措，向他献上哈达，送上酥油和肉，经济条件好的还要送些钱，请他占卜吉凶、治病和寻找失物。而他则透过铜镜一一作答。怪就怪在他竟然十说九中，令人折服。这样一来，在当地一传十，十传百，名声大振，后来连昌都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十分器重他，他便以铜镜占卜而出了名。铜镜占卜在藏语中叫”圆光”。久而久之，人们把他的真实名字阿旺嘉措忘记了，而卡察扎巴（卡察圆光者）的名字却传遍了多康地区。

十年动乱后，他的功力不但未减，反而更加精深。当他不但可以通过铜镜给别人算命，还可以通过铜镜抄写史诗《格萨尔》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在西藏境内引起了反响。随着全国性的抢救《格萨尔》史诗工作的全面铺开，他被列为重点抢救对象，一时间成了一相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

由于他居住在远离西藏中心–拉萨的昌都地区类乌齐县乡下，交通十分不便，所以亲自拜访过他的人并不多。传说中不免想象的成分，总令人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为此，笔者于1986年秋，取道青海的玉树，经昌都的江达、昌都镇到达类乌齐，专门采访了这位年逾古稀（当年74岁）的奇人，与他一起度过了一周的时光。虽然难说完全了解了他的内心世界，但是，毕竟在与他诚挚的长谈中，亲耳听到了他的过去和现在。

藏历第十五绕迥水牛年（公元1913年），阿旺嘉措出生在类乌齐县甲桑卡区达赤乡阿坝村的一个姓卡察的富裕人家。祖父和父亲都是信奉宁玛派的僧人。阿旺嘉措从刚懂事起，便在祖父卡察拉年·扎巴班觉的严格管教下开始学习藏文。祖父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一句句地教他念书，这样过了4年。但在阿旺嘉措8岁时，家中发生了一个突变事件，结束了他优裕舒适的生活。妈妈与家中的一个佣人发生了恋情，从家里搬了出去。小阿旺嘉措也跟着妈妈一起离开了富裕的家庭。12岁时他就住进了类乌齐寺当小扎巴，开始了僧人的生活。

一天，寺院里来了三个喇嘛，一位是嘉木央活佛，他是德格人、著名的米庞大师的徒弟；一位叫那木堆，加桑卡区桑卡乡人，是类乌齐寺桑巴扎仓的喇嘛，据说此人修练的功底颇佳；另一位是恰梅，昌都县萨贡区人，系藏传佛教莲花生教派第六世恰梅喇嘛。他们把寺中的30多个小扎巴召集在一起，桌子上摆着一个巴掌大小的铜镜，然后教了一些看铜镜的程序和方法，便让小扎巴们轮流观看。看不见什么东西的孩子都一个一个地出去。最后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叫拉玛嘉，他说从铜锐中看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影子。轮到阿旺嘉措时，开始，他觉得这个铜镜在闪闪发光，慢慢地在铜镜中间出现了一个洞，这个洞渐渐地变成红色，这时出现了弯弯曲曲的文字，类似梵文，阿旺嘉措看不懂。后业，他看见了30多个身着盔甲的骑士在奔跑，最后只剩下了三个人。这时旁边出现了河流，有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骁勇的战将。耳朵里又仿佛听到了异常悦耳的声音，好象是那位战将在歌唱。这时一位喇嘛问他：”是否看见？”他回答说：”看见了，还听到了歌声。”旁边一位观看的僧人用手捅了阿旺嘉措一下说：”你不要吹牛，看清楚再说！”顿时，他眼前的一切都消失了，铜镜依然变成了初时只是发出一片光亮的镜子。三位上师不禁动怒了，斥责那个僧人说：”你不要这样！”同时，又再次耐心地给阿旺嘉措讲解了看铜镜的要领，并叫他再仔细观察。不久，铜镜中的景物再次出现了，然而那悦耳的声音再没有出现过，直到现在。

当时，阿旺嘉措心里很害怕，不知是怎么回事。然而寺院里的大喇嘛们却对他倍加器重和关怀，给他穿上整齐的衣服，供给他好的饭食。第二天又让他重新观看铜镜，与前一天一样，铜镜中首先出现了梵文，接着出现了象雄文，最后出现的是藏文乌坚体。景物也同时再现了，其中有大大小小的人，好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第三天继续着，上师们不停地向他提出问题，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旁边的人便不停地记录下来。

观看铜镜的第三天以后，阿旺嘉措的眼前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神，白天坐在那里，眼前的神佛也会象走马灯一样不断地出现。晚上即使蒙上被子也睡不着觉，那些神也总是浮现在眼前。别人都以为他疯了，小小的阿旺嘉措也有点害怕了。上师们却安慰他说：”没有关系，你慢慢就会好起来的。”就这样，人们发现他具有特殊才能，可以看出铜镜里的东西。

其实，这样的幻觉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曾出现过。6岁时，他在野外玩耍，因迷路而走失了三天。家里人都以为他死了。其实，阿旺嘉措是因疲倦在草滩上睡着了。在梦幻中他走进了一座神山，山中有一座大的经堂，他悄悄地走进去，只见了里面坐着许多人，有的人在念经，有的人在念《格萨尔》的书，有的人正在忙忙碌碌地写着什么。这时一个人朝他走了过来，给了他一个曼荼罗（安置众佛的祭坛）。曼荼罗的顶端是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好似莲花生大师。大师下面是戴着仲夏（说唱艺人帽）的格萨尔王。只见他身上穿着铠甲，披着喇嘛平时穿的斗篷，铠甲的每个片上都刻有一个小佛像，看上去十分庄严威武。正当他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的时候，一个人把手伸了过来，他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朦胧地听到那人说：”你可以回去了！”便昏了过去。当阿旺嘉措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野地里，梦中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的原野。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蹒跚着走回家去。回到家里，他眼前的幻觉总是连绵不断地出现。一次，阿妈在挤奶，他仿佛看见在她身后有一个人总在跟着她，便问：”阿妈，你身后的人是谁？”阿妈吃惊地回头看去，却没有任何人。从此，家里人都以为阿旺嘉措生了病，而且是生了一种怪病。

通过这次看铜镜的考察，人们发现了他与众不同的特异功能。但也有人将信将疑，认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看铜镜而知道一切？一次，阿旺嘉措的叔叔为了探个究竟，便跑来故意问他：”你说说，我家里都摆着什么东西？”阿旺嘉措便拿来铜镜来看了看，然后有板有眼地把他看到的东西说了出来：床上有个水盆，盆里放着曼荼罗、宝瓶和串珠等物品，竟然一丝不差。叔叔终于相信了。

不久阿旺嘉措看铜镜能知过去、未来的事传遍了昌都地区。当时的昌都地方政府派宗本嘎察巴把阿旺嘉措叫去，检验一下他是否真有看铜镜占卜的本领。宗本问他：”我的家乡在哪里？我寺院里的师傅是什么样子？”阿旺嘉措便照着铜镜上出现的文字和形象作了回答。嘎察巴听罢十分满意。从此，阿旺嘉措的名声大振。

阿旺嘉措的家乡加桑卡的宗本叫达哇拉，是一个康巴人，老家在巴秀县的丹巴地方，他受昌都地方政府的派遣到这里来当宗本。由于他在当地欺压百姓，百姓不服向上告了他一状。达哇特地邀请阿旺嘉措到家中见面。当时，只有13岁阿旺嘉措还有些胆怯，白天不敢去，等到晚上才到了他家。达哇拉请他占卜吉凶。打卦的结果，铜镜中出现了了个佛塔，很多人在推，但却推不动，最后出现了波密地方的人穿着白衣服。由此，阿旺嘉措告诉达哇拉：”看来问题不大，但是你可能要去其他地方一段时间。”

不久，达哇拉真的被免去了本地宗本的职务，派至波密地方。在那里因为他工作出色，两年后便又回到了昌都，在藏政府吉恰总督手下当堪钦（相当于三品官）。由于阿旺嘉措的卦应验，所以达哇拉十分喜欢他，器重他，一有什么事，便把他叫到昌都来，请他出主意。因为感激他，后来达哇拉还成了他的施主。此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阿旺嘉措从十五六岁便开始了占卜生涯。宁玛派寺院的生活比较松散，僧人们可以在寺院里念经、修习，同时也可以离开寺院，四处游走或娶妻生子。阿旺嘉措经常被别人请去看铜镜算卦，就使他不得不经常离开寺院。这期间，他曾在家乡附近及丁青、囊谦、巴秀、昌都等地游走占卜，在满足了人们的要求之后，自己的生活也有了来源。虽然他的宗教学业从此荒疏了，修炼也停顿了，但他却成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圆光者。卡察扎巴便是因此而得到的名号。

圆光本来是一种占卜吉凶的宗教活动，一般是通过镜子里所显现的各种幻影加以附会后，预测未知的事或未来的事。从事圆光活动的人被称作圆光者，他们自称具有与众不同的眼睛，可以从镜子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各种景象。藏族地区一般通过铜镜占卜，也有人在姆指的指甲上涂上反光的东西，令指甲发亮，观指甲而圆光占卜。卡察扎巴认为圆光者的眼睛从外观上看与众不同，是”三眼皮”，所以从眼睛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谁具有圆光的能力和本领。

在运用铜镜圆光的过程中，卡察扎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程序。首先在圆光前，心理准备是十分重要的。他说，当坐在铜镜前，自己心里要具有慈悲感，要有洁净的心，同时，使自己进入好似白牦牛（藏族视白牦牛为神牛，具有吉祥的征兆）的自我感觉状态，而把铜镜看做大海。心理准备完毕后，便可布置道场。卡察扎巴为我表演了全部程序。他面前桌子的正中放置一个堆满青稞的大圆托盘，其中插立一个直径约为10公分的凸面圆形铜镜。镜面擦拭得闪闪发光，凸面向前方，面对圆光者。铜镜前插立一块长方棱形水晶石，青稞圆盘四周围以哈达。青稞盘前正中置一盏酥油灯，左右再各摆一个盛满茶水的高脚铜杯。在灯和茶之前，再均匀地放好一排七只盛满净水的小铜碗。最后，将一根燃香插在青稞盘中。这样，圆光的道场便算准备完毕。卡察扎巴在有条不紊地做这一切时，口中念念有词。道场就绪后，又念了二十分钟的经文，这时，他声称铜镜上开始显现图象和文字了。

有趣的是卡察扎巴在观察了我的眼睛之后，曾约我一同看铜镜。但我在铜镜中除去看到我自己被凸镜夸张了的脸之外，什么也没看见。卡察扎巴不无遗憾地说：”你原本也是可以看到的，只是年轻时碰到了污秽之物，才看不到了。”接着卡察扎巴又给我讲了他在铜镜中的所见。他说，一般情况下是佣珠玛首先出现在铜镜中进行教诲。文字的出现是有顺序的，首先出现的是梵文，其次是象雄文，最后才是藏文。文字的出现与隐去是和圆光者的阅读速度相一致的。当你看完抄完一段后，那段文字自然会消失，而新的文字立即显现。据他说文字存留时间充裕得使你有时间校对抄下的文字。在圆光时，圆光者要请被卜者手中握十几粒青稞，放在嘴边吹气，同时心中要专一思念自己要卜算的事，然后把青稞粒放在圆光者的手中，由圆光者将青稞撒向铜镜，然后便开始等待镜中显现文字与图象了。

卡察扎巴告诉我，他这只铜镜是类乌齐寺具有较高造诣的那木堆活佛相赠的，铜镜质量好，做工细致，光亮，不象是手工产品，被他视为珍宝。

卡察扎巴介绍说，一个功夫好的圆光者，不借助铜镜也可以看到图象，一碗水或者是什么反光的东西都可以，同时也并非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到。按照传统的说法，当扫帚星出现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看铜镜的。其余时间，一般在上午为佳，显象比较清楚。并认为，当一个人受到了晦气污染后，便使其眼睛受到了损伤，影响看铜镜的效果，甚至从此再也看不到什么图象。这晦气包括见到麻疯病人及被杀死人的尸体，遇到刚结婚的新娘、杀人者及女人的经血等等。因为这些人和物中携有孽障，所以影响看铜镜，少则一天，多则五、六天，甚至从此再也看不见铜镜中的东西了。

从25岁到30岁这段时间，是卡察扎巴一生中最好的阶段。那时，他精力充沛，身体强壮，不但可以看铜镜算命，还可以借助铜镜抄写史诗《格萨尔王传》。虽然他已记不清他抄过多少本子，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抄写。

在他不满30岁时，他的施主达哇拉捎信把他叫到昌都，对他说：”明天有一个象你一样的人要见你，你一定要去，问你什么你如实地说，不然人家会把人肉塞到你嘴里。”说罢送了一条哈达给他。

第二天，卡察扎巴被带到一个很讲究的房子里，只见一个身材魁伟、头上结着发结、耳朵上戴着海螺耳环的人端坐上方。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显赫的帕巴拉活佛。活佛请他喝酒，一开始他不敢喝，因为他从未见过具有如此大福大贵形象的活佛，后来，他们渐渐熟悉了，卡察扎巴才喝起来。过了一会，帕巴拉拿出一本藏文条本，放在卡察扎巴的头顶上。卡察扎巴眼睛一扫，虽未看见封面的书名，便知那是一本《格萨尔》的书。当他说出这一部的名字时，活佛大喜。然后，他们谈了很多，活佛问了许多问题，并叫卡察扎巴看铜镜，解答各种问题。

当晚卡察扎巴被留宿在帕巴拉家中。晚上他看见一位喇嘛出现了，可是后来又不见了。帕巴拉询问了关于那个喇嘛的详细情况后，便叫人按照卡察扎巴描述的情况画下来，在昌都寺东河边的卓玛拉康里塑了像。尔后，帕巴拉摸过卡察扎巴的头说：”很早以前，昌都有一个叫雅朗嘉布的人，他能够编写格萨尔的传记，后来因为喝酒太多不能再写了。另外有一个叫觉吐旺布的人也没有写完《格萨尔》。你有条件，你很年轻，你要继续抄写《格萨尔》，把它写完。”

卡察扎巴从昌都回到类乌齐后不久，囊谦格甲寺的活佛拉玛尼玛来加桑卡区他的分寺尼姑寺巡视，此人是一位宁玛派的活佛，不需铜镜便可预知后世，占卜吉凶。当卡察扎巴把见到帕巴拉的情况告诉他以后，拉玛尼玛说：”活佛说的对，你要继续写《格萨尔王传》，你是可以写好的，因为你是格萨尔王的叔叔晁同的一个弟兄的转世，与格萨尔有因缘关系。你一定要写完，积功蓄德，否则你便不能长寿。”这些活佛在群众中传开后，卡察扎巴简直成了奇人。不久，类乌齐寺的分寺昂多寺便封卡察扎巴为该寺的寺主。

这以后，人们除了找他占卜之外，又不断有人请他抄写《格萨尔王传》，他便依照铜镜一一抄出。其中有的还传到了境外。有一部曾被当地有名的藏医、为不丹国王治过眼病的佣嘎转抄后带到不丹去了。此外，他还抄写了别具一格的《格萨尔王诞生记》等，可惜都不知下落了。卡察扎巴自谦地说：我的藏文水平不高，所抄的书都是通过铜镜得来的。

当然，卡察扎巴之所以抄写《格萨尔》，也是他的兴趣所至。他的家乡位于多康地区，是青海、昌都、那曲的交界地，是从昌都、青海去那曲、拉萨的一个交通要道。来往的商人、朝佛者、游吟艺人络绎不绝。因此《格萨尔》的流传也十分广泛。卡察扎巴小时候就曾见到过一个叫索南班觉的艺人，他说唱的《大食财宗》给卡察扎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小时候他零星看过《格萨尔》的抄本，数量不多。后来因为他经常卜卦算命，便顾不上再看书了。当他自己会抄写后，便很少再看别人抄的《格萨尔》。

与此同时，请他算命的人总是不断地登门，这也影响了他的抄写。算命可以得到经济收益，成为生活费用的重要来源。后来他与比他大5岁的扎西卓玛结了婚，有了家小，渐渐地就很少抄写《格萨尔》了。

前面讲过的达哇拉从波密回到昌都以后，与卡察扎巴的关系很密切，并做了他的施主，对他很信任，并不断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有什么难解的事，也必请卡察扎巴解决。

一次，昌都地方一个叫嘉日斯巴的人丢了半斗藏币，施主达哇拉特意派了一个姑娘带着酒到类乌齐来请卡察扎巴占卜。卡察扎巴通过铜镜认定是失主嘉日斯巴的管家和手下的一个人合伙偷的。但他没有对姑娘直说，只请姑娘转达说：”慢慢再看看。”后来当卡察扎巴与达哇拉见面以后，才讲了实情。达哇拉告知了失主，嘉日斯巴终于追回了丢失的藏币。

此后，不少人为了破案来找卡察扎巴，但是他一般不愿参与，仍以算命卜卦为主。即使推测出来也不愿直说。

随着卡察扎巴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至使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险些遭了大难。由于他经常和地主政府的官员来往，在别人的怂恿下，趁机抄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文件，并偷印了一个公章。回到家乡让人仿照私刻了一枚印章后，他便模仿着地方政府的文件形式伪造了14份文件，都是别人请他伪造的，其中有关于财产继承问题，有地方管辖问题等，得到文件的人便送给卡察扎巴两个多斯（一个多斯约合五十个藏币），尔后便拿着伪件为非作歹。卡察扎巴对我说：在干这些事之前，他曾看了铜镜。铜镜中出现的图象是羊毛缠在牛角口上，他错认为这是没有关系的象征，其实是不应做的意思。伪造文件一事不久便被昌都地方政府查出，有人到类乌齐悄悄对卡察扎巴说：”你的事已经被告发了，你要赶快藏起来，否则将被抓入监狱。”然而，他又给自己打了一卦，结果是：虽然有些孽障，但是旧政府中有官员在内斡旋，问题不会太大，不必逃走。于是他打消了逃往青海的念头。

结果，藏军来到他家，宣布了罪行，没收了他的60多头牦牛、3匹马，给他戴上木枷，把他押到边坝去充军。达哇拉为此四处活动，一方面在政府中说情，另一方面又写信到边坝去，请当地执刑官不要欺负卡察扎巴，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到一年，形势发生了突变，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即，昌都换了总管，加之达哇拉的活动，卡察扎巴得以回到昌都。昌都寺的人对他很好，供他吃、穿，而他在那里仍重操旧业，一边给人算卦，一边抄写《格萨尔》。这段时间里，旧政府的人曾叫他去看铜镜、卜算形势的发展，他一连看了几次铜镜，不敢说出结果，后来在对方的一再追问下，才说了一句话：”现在已经不行了！”

当时旧政府、昌都寺的人通过达哇拉转告卡察扎巴，挽留他住在昌都寺，并保证他一生的吃穿用度。卡察扎巴打了卦，铜镜中出现了类乌齐寺护法神玛波，玛波说：”算了！你还是回来抄写《格萨尔王传》吧！”于是卡察扎巴在昌都住了大约两年之后，力辞人们的挽留，回到了家乡类乌齐。

昌都解放后，卡察扎巴依然靠看铜镜四处游说过活。”形势怎么样？””年成如何？””是否能长寿？”等是老百姓常问的问题。要想让每一个人满意是不可能的，然而倒是有几次，卡察扎巴算的很准，得到了人们的再一次承认。

民主改革之前一段时期形势不很稳定，人心惶惶。尽管在十分闭塞的类乌齐，也盛传着许多谣言，百姓人心浮动，有人倾家逃往印度。当加桑卡乡的老百姓找到卡察扎巴，请他卜算去留时，他从铜镜中看到了这样一幅图画：几只丰满的绵羊向树丛中跑去，不久又跑了出来，跑回来的羊身上的羊毛没有了。他经过分析告诉老乡：这羊毛代表财产，去了以后再回来就会变得一贫如洗。这样一来，村里的人真信服了，没有人出走。

1959年，察贡地方巴秀乡有一个庄园主叫格日本突然疯了。类乌齐寺的结仲活化带信来叫卡察扎巴去，他查看后认为是有人在诅咒格日本，而密咒藏在附近的湖心中，几次派人去找，均无法找到。几天过去了，他心中也很着急。到了藏历5月15日的晚上，皓月当空，卡察扎巴的心情格外舒畅。他信步来到湖边，突然听到湖心有人叫他，便迈步向湖心走去。奇怪的是走在水面上，并没有入水的感觉，似乎是走在草坝子上一样。到了湖心，见到一个大经堂，就象类乌齐寺的经堂一样。他走进去，一个喇嘛给了他一包东西，他拿了东西便往回走。当快到湖边时，只听见岸上有人大喊一声：”你快点过来呀！”卡察扎巴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走在水上，心里一紧张，半个身子便沉入了水中，幸好他已离岸不远了。待上岸后他查看手里的东西，原来那是两个对合着的头盖骨，中间放着咒语，写着格日本的名字。几天过去了，格日本恢复了健康，而卡察扎巴的双手竟脱了一层皮。

他告诉我，文革中他不敢再看铜镜了。有时他背地里偷偷看，但出现的图象不多也不清楚。一次他从一碗白酒中又隐约地看到了幻景，心中暗自高兴。因为，一个圆光者只有达到了极高造诣的时候，才能够离开铜镜，凭借其他物质看到图象，预测未来。卡察扎巴是相信因缘的。他认为，他之所以能看铜镜不是靠血统，因为他的父亲、祖父都是宁玛派的一般僧人，既在寺院念经，又建立家庭过俗人生活。他们一生一世都没有占卜的本领，更没有编写过格萨尔的故事。他的一切靠的是前世之缘。他的祖先曾是格萨尔在世时供奉的三十个喇嘛中的一个叫桑杰耶巴的后裔，而卡察扎巴自己的前世，却是修建西藏桑鸢寺时一个叫西热坚参的工头，此人后来又转世为格萨尔的三十员大将之一，名叫阿吉朗加桑加。阿吉朗加桑加又经过多次转世至卡察扎巴。

1983年，卡察扎巴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召开的艺人演唱会。这期间他见到了著名说唱家扎巴，两人谈得很投机。他们的家乡相距不远，卡察扎巴曾去过扎巴的家乡边坝县，而当扎巴流浪到昌都时，酷爱《格萨尔》的达哇拉也曾做过扎巴的施主。扎巴老人说：”我很早就做了梦，你要来，我们在一起聊天，并有很多人聚会的情景。在《格萨尔》编写方面，我不如你，这是由于前世的因缘不同，你比多略胜一等。我是格萨尔王的神狗的转世，所以只能说故事。但是由于我们都与格萨尔有因缘关系，所以说的故事大体上相同。”卡察扎巴曾看到过扎巴说唱的《门岭之战》（本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问他：”你说的《门岭之战》一部中有关教义方面的东西太少了，这是怎么回事？”扎巴回答：”当时我心有余悸，不也说这些，所以就略去了。”

当卡察扎巴见到女艺人玉梅时，他们两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卡察扎巴觉得好象在哪一个湖边见过她，而玉梅对他也倍感亲切。通过看铜镜，出现了仙女，她右手拿着彩旗，左手拿着天灵盖，里边盛着白色的液体，这与平时在铜镜中经常给他以指点的主神次仁玛一样。由此，他判断玉梅是女神次仁玛的化身。玉梅则说：”我的名字叫玉梅，是斯玛玉梅嘉波的化身。”

卡察扎巴经常说：”我的藏文水平不高，但是我相信铜镜，只要认真地照铜镜中出现的文字抄写，就不会出错。”这确是个谜。不少当地人说，他的藏文水平并不高，他写的一般文字中时有错误出现，可是抄写出的《格萨尔》或算命时抄录下来的韵文却相当精彩。就连玉树州的仲却活佛也曾对笔者谈到了这一点。文革期间，仲却活佛在西宁结束劳改后，省里准备留他在西宁做一些文字工作，而他本人却很想尽快回到家乡玉树去。正在举棋不定之时，他的哥哥托人给卡察扎巴带去一封信，请他为之卜算一下，在哪里比较好？能否回玉树来？以及一些诸如修复寺院、病人康复等问题。为此，卡察扎巴曾亲笔回过一封信，详述了占卜的结果，他们认为他的文字功底不薄。

卡察扎巴从铜镜上抄录下来的卜文拿到昌都，原丁青县萨贡区拉吐寺的活佛、现地区文教局副局长白玛多吉看了以后十分惊讶，他说：”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人是很不简单的，即使是文字水平很高的人，编写、创作也需要思考，不可能顺口就念出来，拿笔就能写出如此精美的文字来。”白玛多吉还回忆了这样一件事：前两年，他收集到一本《格萨尔》手抄本，但中间遗失了几页，便拿去找卡察扎巴，请他设法补齐。没想到他立即通过铜镜将短缺的部分补上了。

近些年来，他努力抄写《格萨尔》，因为他说：”铜镜中次仁玛、佣珠玛都对我说，本来你的寿命只有62岁，现在由于你写格萨尔的故事，做了件好事，只要你继续努力写下去，你的寿命是可以延长的。”他笃信这一切。所以当1981年西藏《格萨尔》抢救办公室的同志来见他，请他抄写《格萨尔》时，他便欣然答应了。此后，1984、1986年从拉萨、北京来的同志看望他，并了解各种情况时，他都表现了积极合作的精神，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工作。至今他已抄完了11部《格萨尔》。

卡察扎巴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他和妻子扎西卓玛，两个儿子乌坚、嘎玛与他们共同的妻子索南次吉及4个孩子，一家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家里有12亩田地种植青稞和元根，此外还养有牦牛50头，绵羊50只，山羊10只，另有2匹乘马。由于西藏地区政府执行了免税政策，风调雨顺的年景自不必说，即使赶上年成不好，粮食欠收，只需买一些口粮补充不足。如果算上他县政协委员的津贴以及圆光的收入，在藏区，他一家人的生活还是很好的。所以当1986年地区领导征求他的意见，或住在昌都，或住在类乌齐县抄写，都将解决他的一切生活问题时，他说离不开家，最后还是决定在家中抄写。

卡察扎巴爱喝酒，是自年轻时养成的习惯。随着年龄的增长，酒喝多了，不仅伤身体，而且影响看铜镜。为此他已经下决心，并发过誓不再喝白酒。但青稞酒喝多了也不行。他的大儿子乌坚总是跟在他身边，实行”酒管制”。说来十分有趣，卡察扎巴老人有时竟象一个孩子似地向儿子讨酒吃。

卡察扎巴看铜镜遵循的原则是：人要正直、诚实，不要偷盗、贪婪，相信因果报应，即从善者必得正果，从恶者必有恶报，这也是铜镜中佣珠玛经常教诲他的。因此，当人们问他”佛教是否永存”时，他的回答虽然是肯定的，但是他看到一些穿袈裟的人作生意、骗人时，他明确地说：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当有的群众问他：”现在的形势是有生以来最好最稳定的形势，是否能长久？”他总是说，铜镜上显示出：只要大家行善、公正、勤劳、友爱、相信因果报应，世道就会好下去。

他在抄写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所作出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他抄写的已经交到西藏《格萨尔》办公室的11部《格萨尔》手稿。其中一部《底嘎尔》分上、中、下三本，已于1987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总计大约百余万字的东西，证明了他是一位独特的出色的《格萨尔》艺人，他从一个独具的角度为抢救史诗的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卡察扎巴为《格萨尔》工作做出了贡献，国家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应得的荣誉和地位。1984年7月，他当上了类乌齐县政协委员；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格萨尔》工作表彰大会上，他被秤为先进个人，获得了表彰；1986年1月起，他开始享受每月110元固定津贴；1991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文化部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召开的《格萨尔》说唱家命名大会上，他被命名为国家级的说唱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