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鑫
金鑫注：基督教传教士以自己的青春、生命为代价，为中国的美好未来，倾注了满腔热血，中国的女子学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从而结束了几千年来女人读书难的问题。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创办“大学、中学、小学、医院、女子学校、盲校和盲文、聋哑学校和手语、麻风病院、汉英、英汉字典、汉语拼音、现代农业先进理念、女子留学等等。”现在我们来看看真正的基督教传教士吧。
这是牧师和麻风病人在一起，我在四川、云南一些地方看到教会现在还在帮助麻风病人。因为官方宣布在中国已经消除了麻风病，所以这些病人得不到大规模的救助，他们几乎被社会遗忘。在四川海螺沟附近就有一个麻风村，康定天主教堂的神父经常去看望他们。
育婴室
圣母院仁慈堂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
在传教士的住处，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合影（四川）
20世纪初天主教神父在给中国儿童施洗
厦门的中国女信徒：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厦门的基督教会已有较大发展，建筑扩充信徒增多，这是她在厦门岛内所接触到的基督教中国女信徒。
1895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礼荷莲（Lilias Graham）从泉州再次来到厦门。那时，开放的厦门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已经逐渐增多。为达到传教目的，教会也入乡随俗，不但采用一种称为罗马字标音的闽南白话文进行布道，还接纳培养本地人当牧师，这是她为厦门一个中国牧师家庭拍摄的合影。在当时，享受照相术大概是一种身份待遇，看图左小伙子的神气劲和图右小男孩穿着崭新的衣裳，就能了解这家子是多么重视这次合影，或许这位牧师还有后人生活在厦门。
施洗
传教士在上音乐课，这些人好像是盲人
检查口腔
威廉·哈维·杜布森（1870-1965）出生在新泽西瓦恩,1897年，受美国长老会派遣，杜布森医生来到华南地区渡过了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在福尔曼纪念医院(the Forman Memorial Hospital，有资料翻译为化民博济医院，或福民医院)工作和在阳江行医传教。作为传教士中学习阳江方言第一人，杜布森在阳江从事传教、行医和教学工作，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完成自己的使命光荣退休。
20世纪初，杜布森的团队在阳江建立了一座教堂，一间综合医院，一间男女混合小学。他的教会学校和诊疗所经历的整个20世纪初期，历经义和团运动，内战，盗匪，排外，和地方社会风云变幻。杜布森在医疗资源简陋的条件下，为当地病人提供白内障手术而闻名阳江。
杜布森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费城综合医院（医学博士，1897年）。杜布森作为第一位医疗传教士派往阳江，在1897年秋天，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乘船前往这个坐落在广东西南150英里的地方。
（上图：杜布森在阳江与他的医院的工友们。杜布森刚抵阳江，就有穿着西式服装的本地青年前来迎接。）
杜布森特别关注离综合医院几英里远的一条200年历史的麻风村。在阳江的岁月里，他每星期最少一次走访麻风村，为居民提供提供医疗服务和布道。
清末时期，麻风病在西方国家已经灭绝，而中国的麻风病患者还有百万人之多。所以，这一情况得到西方医学界的关注，一些医生和懂得医术的传教士来到发病率最高的华南地区开设麻风病院，收治麻风病患者。
乡村小学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除从事宗教活动外，还大力开办教会学校。民国时期开办有教会女子学校，以及后来开办女子高等教育，派遣女子学生到国外留学等活动，西方传教士对女子起初教育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大大改变了妇女的地位。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梅理士（Charles Rogers Mills）在登州（今蓬莱）传教34年，他于1887年与继室梅耐德（Mrs. C. K.Mills）共同创办了登州启喑学馆，是中国第一所聋哑人学校。1898年，启喑学馆迁往烟台。
梅理士夫人到中国前曾在纽约一所学校教聋哑学生，创办启喑学馆后，她采用训练聋哑人说话的标音法和手语进行教学。启喑学馆对中国的聋哑教育影响很大，梅理士夫人设计的手语字母表被中国聋哑学校采用，他们从美国图书中翻译的分级识字课本成为中国聋哑教育的最初教材。该校毕业的学生和他们的亲属或建立聋哑学校，或从事聋哑教育，为中国的聋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教会学校的学童
做针线活
早会
教会小学通常是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教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得到英国传教士帮助的中国教民
辅仁
华西协合大学建于1910年，到2000年的九十年中，虽几易其名，但一直保持了独立办学。在变法图强、兴学救国、振兴中华的背景下，是华西地区新式教育的先躯之一，是灿烂的中华文明，尤其是根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文化与西方近代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培育英才，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伟大变革中，有着特殊的历史贡献。
西部妇女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桎梏下，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四川也尚没有接收女子入学的高校，少数要上大学的妇女只有到省外去。早在1908年华大临时委员会就收到了差会计划在华大附近筹建女子学院的设想，几经反复的协商，1922年校董会才有保留地批准女子进入华西协合大学。
1924年9月7日，笑容可掬的毕启校长，在办公楼迎接了新入学的8名女生（如上图），她们一下成了西部历史性的人物，华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开创了男女合校的先河。随后女子高等教育显示了光明的前景，1929年有5名女生毕业，1932年乐以成获得第一个女子医学博士学位。在十年后，女子占了学生的三分之一，甚至还有来自朝鲜、俄国及美国的学生。
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者虽然都以传教来华，但许多人更热心于教育的传播科技，促进中西交流。毕启在校任职30多年，是对学校有巨大历史贡献的。
热忱的教育家；正处于风华正茂的苏道朴，42岁就在华西坝付出了生命，影响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
上图是位于山东大学医学院里的原齐鲁大学男生宿舍，又称四百号院，共两列八栋楼，建于1916年，现仍为学生宿舍。四百号院设计者为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亨利·墨菲，在旧中国17所教会大学中，有6所为墨菲设计或参与设计，分别为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福建基督教大学、岭南大学等。
齐鲁大学前身是成立于1904年（一说1902年）的“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是英美基督教会在济南成立的第一所基督教会大学，该校于1917年与潍县广文学堂、青州神学培真学堂、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学”合并，组成“私立齐鲁大学”。当年齐鲁大学西式建筑群的规模在全国学校中是最大的，占地545亩，主要由英国传教士卜道成筹建，建筑风格以中西合璧为主，艺术价值颇高，堪称近现代建筑的博物馆。1951年该校由我政府接管，1952年齐鲁大学撤消，其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理学院并入山东师范学院、南京大学等，医学院并入山东医学院。
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在庚子教难中，有一个历史细节让我门格外受震动。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深入中国内陆，致力在未得之民中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1951年，随著时局的转变，宣教士被逼撤离中国。内地会经祷告寻求後，领受新异象，决定在东亚地区继续事奉。
1965 年，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将总部设在新加坡，位於全球人口最稠密，但最少人信主的众多亚洲国家中央。
1951年 内地会宣教士来到马来亚，展开新村福音工作。
1865 年(清同治四年)，戴德生创立跨宗派的内地会；同年发表著作《中国的精神需要和要求》，呼吁传教士来华传教。内地会由一群热忱而有爱心的传教士自由组成，吃苦耐劳，不避艰辛，除信守基要真理外，并不象其它宗派执著于某些观点；他们所持守的严格的属灵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内地会的另一特色是建立教会後，以自立自传自养为目标，不接受外来的津贴补助,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深入内地传教，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将福音传到19个省，并深入到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新疆西藏。
站立者：戴存义（二子）、戴存仁（长子）
坐下者：福珍妮（妻子）、戴德生、葛珍莉（戴存仁妻子）
前排者：戴存义妻子、戴存仁的子女
1866年随戴德生一起来华的16位宣教士
身穿长袍马褂的剑桥七杰，1885年.受到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响，七人成为传教士，1885年2月5日前往中国，3月18日到达上海。临行前全国各地纷纷召开盛大的欢送会。他们的行动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导致Robert Wilder发起学生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七个人都是有重生经历的基督徒，出于信仰，前往中国，努力传播福音并帮助当地人。他们加入内地会后，讲道并且呼吁听众效法他们的榜样跟随基督。施达德的兄弟Kynaston Studd 资助了他们的旅行费用。
聚会，中间老者为戴德生牧师
农家炕上的传教士JENNTE CLAPP(左)
山西浸信会的成员和孩子，后排左一是Farthing牧师。
在汾州教会的Charles与Eva Price夫妇和女儿Florence，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同时被杀。
G. B. Farthing牧师，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GEORGE LOUIS WILLIAMS，1858年出生，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Ernest Pond Atwater与Jennie Pond Atwater夫妇的孩子，左至右：Mary Atwater（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Berth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被杀），Ernestine Atwater（前排，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Celia Atwater（1900年8月15日在太原被杀)。
Charles与Eva Price夫妇和女儿Florence(1897年的合影)，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同时被杀。
G. B. Farthing夫妇及三个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杀。
1898年7月8日，太原，Ernest Atwater与Elizabeth Graham（第二排，1900年8月15日在汾州夫妇同时被杀）的婚礼，台阶最前就坐的是英国浸信会的Edwards夫妇，在新婚夫妇身后的是（左至右）：George Williams（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Underwood，Alice Williams，Howard Clapp（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Louise Partridge（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George Farthing牧师的家庭教师Ellen Stewart。
贝如意姑娘(美国)，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1900年6月30日，德牧師告訴露姑娘從太原府來的壞消息。於是她招聚全體學生，一同跪下禱告，與她們話別。為著安全起見，全體宣教士次日回到城南街的宣教站。祥熙和幾位信徒，最後把一大車的日用品和食物，從南郊運進城裡。
纪念殉难者
FRANCIS DAVIS与LYDIA DAVIS夫妇和他们的新生婴儿，FRANCIS（右）1900年7月31日在太谷被杀。
山西巡抚毓贤
1899年，毓贤任山东巡抚。毓贤认为“民心可用”，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团。于是义和拳成了合法组织义和团，并授“毓”字旗。毓贤纵容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士求保护，毓贤下令置之不理。后清廷受外国压力将毓贤撤职，但随后又重新起用为山西巡抚。毓贤任山西巡抚时，排外更加激烈，对拳民首领款若上宾，唆使义和团焚烧教堂及屠杀教民。
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抚衙门西辕门前，毓贤杀死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儿童。其中***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据事后统计，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个省。
清廷与八国联军议和时，联军指毓贤为罪魁祸首。1900年9月26日，山西巡抚毓贤以被革职，发放新疆。1901年2月13日，清廷下令加重对“首祸诸臣”之惩处：毓贤即行正法。诏书在甘肃追上了毓贤。22日，毓贤被斩于兰州。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代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1890年，李提摩太去天津临时任《中国时报》（Chinese Times）中文版主笔。接下来他几乎一生里主要的时间都是负责上海广学会的工作（1891－1916）。广学会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出版范围很大，包括书籍、小册子、单张、杂志。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而《中西教会报》报道中外基督教界的发展现况。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後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李提摩太生于英国威尔士卡马逊郡的法尔得普林村的农村家庭。1869年神学院毕业后，他被晋封为牧师并奉遣启程来华。1870年2月抵达上海后，他转赴烟台传教。在后来的华北大旱灾中，他积极投身到募捐和赈灾中去。1880年，李提摩太用1000多英镑向英国订购了科技书籍和仪器，试图面向上层士大夫，“把有关对中国最重要的知识，系统地教育他们。”他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1882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看过李提摩太有关筑路、开矿、通商的建议书后，甚至希望他放弃传教、出任政府顾问。
组天足会∶师母提倡妇女放足
李提摩太师母於1898年组成天足会，她不顾中国传统社会压力，率先反对妇女缠足。她著书立说，奔走游说，提倡放足，终获成功。（国度复兴报香港版）
1904年法国教会派遣了8位年轻善良的女修士来到了广慈医院。她们克服条件简陋等困难，与15位中国助理协力工作，按期造好了7386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医院。公济医院自1877年牗光绪三年牘兴建后，就有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30多位修女担任护理和管理工作，据说为首的是奥地利的公主赫海伦。
马礼逊
如果说1582年明朝末年来华的利玛窦，是具影响力的天主教传教士；那么，英国的马礼逊就是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传教士了。
马礼逊1782年在英国出生。他深明语言沟通的重要，因此在1804年，他有计划到中国来传教时，便积极向伦敦一个广东人学习中文。三年后，马礼逊正式成为牧师，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的第一站是澳门，三日后再到广州。当时清政府颁布了禁教令，禁止外国人在中国传教。为了不犯禁令，马礼逊在中国的身份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初来中国，他一面继续学习中文，一面动手翻译《圣经》和翻译字典。经过七年的努力，《新约圣经》终于译成，《汉英─英汉字典》又相继出版。1819年，在另一位传教士米怜的协助下，又完成《旧约圣经》的翻译，名为《神天圣书》。由于在中国传教十分困难，马礼逊便组织「恒河外传教会」，以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为根据地，透过办学及出版刊物等方法传教。马六甲离中国不远，海路交通方便，华人又多，而且欢迎传教士到来。因此，米怜就负责在马六甲办学，而马礼逊则主力在澳门及南洋华人中传教。马礼逊认为办学传教既可传播信仰，又可宣扬西方文化和知识。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筹建了英华书院，由米怜作校长，同时兼收欧洲籍和当地的华裔学生。马礼逊来华，揭开基督教在华人社会有规模办学的第一步。他除把《圣经》译成中文外，又写了不少布道的作品；还用英文写成《汉语文法入门》和《广东土语字汇》等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马礼逊1834年在广州病逝，安葬澳门。
《华英字典》（或称《中英字典》、《中国语言字典》、《华英辞典》），是世界第一部英汉-汉英的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该字典由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独力编著，由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所印制。共为6册，在澳门出版，於1815年至1823年陆续出版。
圣经翻译委员会
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通过一项决议，由新教各宗派联合组成一个翻译班子，分成三组，分别负责文理、浅文理和白话文三种译本。经过28年的努力，在1919年出版，其中以白话文版的“国语和合本译本”最受欢迎，经过80个春秋，这部译本在中国仍广为使用，但分称“上帝”和“神”两种版本。
圣经翻译的把关人富善
寄居时期:1836 — 1925，在华时期:1865 — 1925
提起富善牧师，知道他的人可能不多，即使是基督徒可能对他也同样陌生。然而他曾穷毕生精力参与翻译中文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经常阅读的人数以千万计。这也是富善牧师为中国教会所作出最宝贵的贡献，值得我们深挚纪念。
富善牧师在中国宣教60年期间，两次遭逢丧偶之痛，亦两度经历失去儿女的试炼，如此无情打击，堪称命途多舛。然而他仍旧顺服神，未曾丝毫改变初衷，继续事主不辍，令人景仰不已。
富善夫妇及儿女
富善牧师夫妇於1865年1月24日由纽约启程，绕行大半个地球历时六个月，才到达目的地中国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再经天津抵达北京长驻，由差会安排宣教任务。
宣教士离乡別井来到完全陌生的异地文化地域，展开宣教圣工之前，當务之急，首重学习当地语文，否则一筹莫展。富善在求学期间已显出对語文甚有深厚天赋恩賜，抵北京仅一年便可以用普通話讲道；对语文领悟力之神速，实在令人惊异。初抵北京，为了与中国人打成一片，秉承入乡隨俗；留长辮、穿长衫、予人有亲切感。此举除方便宣教外，對於学习中国语文亦產生事半功倍之效。1891年富善累计了丰富中文知识，出版了一本《中英袖珍字典》，內裏包括10,400个字。另外又出版了一本《官语特性研究》，更包罗了39,000句汉语。这两本本书后来成为当时期西方宣教士和各国外交人员学习通話之必备参考书。
传教士与孩子在一起
此情此景，这种来自上帝，超越血缘和肤色的爱，如母鸡抱小鸡一般，令人感动。
照相时的游戏
很“斗”也很逗，加上发自内心的笑容，显得多么的祥和。
埃里克·利迪尔
埃里克·利迪尔是1924年第８届巴黎奥运会的传奇人物，他因为坚守信仰放弃自己擅长的、而且基本是稳拿冠军的100米比赛，却又意外地得到自己不擅长的400米赛冠军，并保持几十年的世界(奥运)纪录。
利迪尔于1902年生于中国天津，成长于苏格兰。他在1924年获得奥运冠军后，各方邀约，前程似锦。他却断然告别培养他成才的苏格兰，返回炮火连天的中国，来到天津新学书院，也就是如今的天津第十七中学前身，默默地当一个中学教师，之后又来到河北和山东的农村，服务当地百姓。
1943年，他与其他1000多名西方侨民被日寇抓到山东潍坊集中营。1945年2月，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利迪尔因疾病与所受的折磨，死在潍坊集中营中。至今在天津十七中和山东潍坊还有利迪尔的纪念馆和纪念碑，热爱他的人们也组成了利迪尔基金会，继续从事慈善和关怀的工作。《奔跑人生》
* 利迪尔获得的最后一枚金牌，现保存在天津17中。
在勇夺第八届奥运会400米冠军后，利迪尔成为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然而，利迪尔婉拒了所有邀请，毅然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天津，在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竞报记者吕威）
利迪尔在他的书中写道:“上帝的话语就是基督徒的是非准则。这是他前行路上的明灯，也是教育他良知的导师。《奔跑人生》
1644年，清王朝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鉴于自己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在政治上尽量保存明代章法，以巩固其统治。在顺康时期，教士活动自由，传教事业发展迅速。最初，一般东来教士均属耶稣会派，意见比较一致，且东方传教权受葡萄牙一国保护。罗马教廷也因东方教区初辟，对于教士传教方法任其自由，不予干涉。到17世纪中叶，这种局面逐渐变化。葡萄牙势力日趋衰落，不能独霸东方传教保护权，因而在中国除了耶稣会派，又出现了西班牙多明我派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积久，各派意见渐歧，纷争渐起。
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态度来评价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方面不应该否认历史上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当中的确有个别人犯下过跟传教士身份不符的一些劣行，伤害了他人，羞辱了上帝之名；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西方传教士当中，也有很多是热爱中国的基督徒，他们单纯为了传扬福音而来，同时为中国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对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