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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道足以丧天下。
子墨子谓程子曰：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
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
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后坐，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称议而为之，敏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
白话译文：
墨子对程子说：
“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亡天下的有四种。
儒家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兴，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又加上厚葬久丧：做几层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象搬家一样，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听外事，眼睛不见外物，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又加以弦歌、击鼓、舞蹈，以声乐之事作为常习，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同时又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减变化。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政治了；被统治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事务了，这足以丧亡天下。”
程子说：“太过分了！先生诋毁儒家。”
墨子说：“假如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学说，而我却说有，这就是诋毁了。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学说，而我说了出来，这就不是诋毁了，是就我所知告诉你罢了。”
程子没有告辞退了出来。墨子说：“回来！”程子返了回来，又坐下了，他再告诉墨子说：“从前，先生您的言论有可以听的地方。先生象这样谈论，还不是诋毁禹，连桀纣也都不诋毁了。”
墨子说：“不是这样。能用常习的言词作回答，又切合事理，可见他的敏达。对方严词相辩，我也一定严词应敌，对方缓言相让，我也一定缓言以对。如果平时应酬的言词，一定要求切合事理，那就象举着车辕去敲击蛾子一样了。”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
有顷，闲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丘之诛也。
白话译文: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
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
孔丘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
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丘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丘杀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