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先生：孔子为什么叫大家认命？

东岳先生：墨家的兼爱、儒家的仁爱，根本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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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之道足以丧天下。

子墨子谓程子曰：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

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

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

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

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

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后坐，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

子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称议而为之，敏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

白话译文：

墨子对程子说：

“儒家的学说足以丧亡天下的有四种。

儒家认为天不明察，认为鬼神不神明。天、鬼神不高兴，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又加上厚葬久丧：做几层的套棺，制很多的衣服、被子，送葬就象搬家一样，哭泣三年，人扶才能起来，拄了拐杖才能行走，耳朵不听外事，眼睛不见外物，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又加以弦歌、击鼓、舞蹈，以声乐之事作为常习，这足以丧亡天下了。

同时又认为有命，说贫困、富裕、长寿、夭折、治乱安危有一个定数，不可增减变化。统治天下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政治了；被统治的人实行他们的学说，一定就不从事事务了，这足以丧亡天下。”

程子说：“太过分了！先生诋毁儒家。”

墨子说：“假如儒家本来没有这四种学说，而我却说有，这就是诋毁了。现在儒家本来就有这四种学说，而我说了出来，这就不是诋毁了，是就我所知告诉你罢了。”

程子没有告辞退了出来。墨子说：“回来！”程子返了回来，又坐下了，他再告诉墨子说：“从前，先生您的言论有可以听的地方。先生象这样谈论，还不是诋毁禹，连桀纣也都不诋毁了。”

墨子说：“不是这样。能用常习的言词作回答，又切合事理，可见他的敏达。对方严词相辩，我也一定严词应敌，对方缓言相让，我也一定缓言以对。如果平时应酬的言词，一定要求切合事理，那就象举着车辕去敲击蛾子一样了。”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

孔丘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

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

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

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丘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

有顷，闲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孔丘之诛也。

白话译文: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

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

孔丘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

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丘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丘杀的呀。

墨家学派，领先世界两千年的先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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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令人诧异的大神一般的人物存在。不乏因其超越当时社会的先进的思想而被人怀疑为时空穿越者。其中，除了王莽，还有一位就是今天的主角，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

孟子曾经说过，“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里的杨说的就是杨朱，除老庄以外，道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朱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他的那句，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而与之主张完全相左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墨家学派。

墨子，原名墨翟，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曾担任宋国大夫。墨家学派创始人，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今山东省膝州市人。

关于墨子的出生，河南鲁山县赵村乡中汤村一带有这一传说，“其母梦，日中赤鸟飞入室中，炎辉照耀，目不能正。警觉，生乌，遂名之。”这也是墨子为名“翟”的缘故。(翟，鸟也，凤凰也)。

墨子生肖属鸡，农历九月初八生。而当地有座红佛寺，寺中有墨爷庙，墨子塑像的发髻上，插着一只鸡毛，彷佛可以做旁证。山民每逢九月初八为墨子庆典生日，要举行坑染礼，跪拜礼，唱歌谣等活动。中汤村居民老人甚至很具体地说，墨子生肖属鸡，生于楚惠王九年。

相传，墨子先祖是殷商王室，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的后代 ，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马，后来他的后代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后简略为墨姓。墨子自小便天资聪颖，才智过人。起初拜入儒家门下，后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创立墨家学派。

墨家思想的核心主张是：

兼爱：人人平等互助互爱。

非攻：反对侵略战争。

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

尚同：天下大同，争取社会和谐。

天志：掌握自然规律。

明鬼：尊重先人智慧和经验。

非命：我命由我不由天，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非乐：摆脱繁琐的礼乐束缚，废除奢靡的编钟制造和演奏。

节用:勤俭节约，提升社会生产力。。

节葬：不提倡在祭司上大费铺张。

墨子的这些主张在百花齐放的各个学派中可谓是见解独到，一鸣惊人。仿佛平地一声雷般的在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迅速聚集了大量的社会底层人士，学派逐渐发展壮大。

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墨家学派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到了战国中后期，墨家开始逐渐向逻辑学，教育学，数学，科学研究领域拢。

除了在社会伦理层面的独到见解。更为惊奇的是，墨子提出运动论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都是从中分离出来，而且时刻在运动变化着。这个观点，在两千多年前，是极其难得的唯物主义观。

数学方面，墨家著作里，系统阐述了十进制、正方形、三角形、开平方等数学问题，尤其是对于三角形的理解，跟古希腊科学家欧几阐述的一模一样。

物理方面，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学者，做了科学史上第一个小孔成像实验。而且墨子还发现了杠杠原理，这比阿基米德早了两百年。

墨子不仅是一个思想巨人，更在现实世俗社会有着巨大成就。

在《墨经》中，对于战争武器弓、弩的制造方法，都有详细的阐述。

有一回，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为楚国特地设计制造了一种云梯，准备攻城之用。那时墨子正在齐国，得到这个消息，急忙赶到楚国去劝阻，素衣草鞋，一直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郢都，立刻找到鲁班一同去见楚王。墨子竭力说服楚王和鲁班别攻宋国。

经过墨子的不断努力说服，再加上墨家学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楚王终于同意了。但是鲁班和部分将领舍不得放弃新造起来的攻城器械，想在实战中试试它的威力。于是，墨子提议来一场沙盘演练。只见墨子解下衣带，围作城墙，用木片作为武器，让鲁班同他分别代表攻守两方进行表演。鲁班多次使用不同方法攻城，多次都被墨子挡住了。鲁班攻城的器械已经使尽，而墨子守城计策还绰绰有余。

鲁班不肯认输，说自己有办法对付墨子，但是不说。墨子说知道鲁班要怎样对付自己，但是自己也不说。楚王听不懂，问是什么意思。墨子说，公输子是想杀害自己。以为杀了自己，就没有人帮宋国守城了。鲁班哪里知道，墨子的门徒有三百人早已守在那里等着楚国去进攻。楚王眼看没有把握取胜，便决定不攻打宋国了。

现有记载的墨家学派一共有四代钜子，作为学派的核心人物，在学派内部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威信。

在《吕氏春秋·去私》中曾记载：“墨者巨子腹，居秦，其子杀人。惠王曰:先生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诛矣。

腹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王虽为赐，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其子。

他的儿子因为杀人罪，按照秦律都该处死，秦惠文王考虑腹䵍年岁已高，且只有这一子，因此决定网开一面，但是腹䵍坚决拒绝，并将自己儿子处死。

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思想理论不知超过了当时的时代多少个层级。这一波操作，墨家站在了大气层。

墨家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到了后期，因为其政治主张代表了广大底层人民的利益，与当政者严重背离。开始被强权者逐渐边缘化，这就导致了后期的墨家开始了转变。

战国中后期，墨家开始分化成二支：

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中国的侠，最早就是出自于墨家。中国千年的侠义精神就来源于此。其精神到现在一直影响着整个炎黄子孙。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得了秦朝焚书坑儒，由于其政治主张与当权者背道而驰，墨家更是遭到了毁灭打击。到了西汉时，又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导致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一些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墨家学派的思想被后人整理在《墨子》之中。《汉书·艺文志》记载尚有七十一篇，但现在只留下五十三篇，而且这五十三篇亦幸亏东晋道教理论家~葛洪，把墨子写进《神仙传》，使《墨子》得以托庇于《正统道藏》，而留存于世。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

但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之后，它们的命运开始分化：儒家成了中华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法家虽在舆论上不大受好评，但实际上主宰了两千年来专制朝廷的庙堂政治；与法家相反，道家则占据了民间社会的广阔天地，成为幽人隐士的精神家园。只有墨家，在刹那辉煌之后，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组织，都烟消云散，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为什么墨家下场如此悲凉？是墨家思想不够高明么？答案显然不是。

墨家思想体系充满了伟大的人道主义色彩与科学精神，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它依然是那么熠熠生辉。可见，历史留下的未必尽是精华，淘汰的也未必尽是垃圾。历史，有其本身的局限性。圣人永远是孤独的，是难以被人所理解的，甚至在某些时期不被人所容的。

墨家的消亡也并非偶然的命运安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原因是什么？

作为不同的思想派别，墨家与儒、道、法三家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它不仅有一套学说，还有自己的组织。

这方面它与晚起的作为宗教的道教和东汉以后传入中国的佛教相类，胡适甚至直接把墨家视为一种宗教，所以我们不妨拿墨家与释道二教来做比较。

就外因看，罢黜百家、儒术独尊的历史环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是，同样未能一直居庙堂之高的道教却没有像墨家一样消亡，反而在民间发扬光大，并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底层民俗文化。

依我看来，墨家消亡有其内在的缘故：

一个人要想加入墨家，就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和献身精神，“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而不能像孔夫子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必须怀有对众人的博爱之心，而不能讲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高尚的人、纯洁的人。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切实际，墨子畅想了世界上最早的乌托邦，其理想过于梦幻。

相比之下，做道教门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标不是来世往生极乐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长生不老，成为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历史悠久的正一道，并没有太多禁欲方面的规定，房中术甚至还是一种仙家秘术。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为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这一点尚不足以解释一切，因为在禁欲主义方面比墨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佛教，自传入中华以后，一直香火不绝，至今依然是中国的第一大宗教，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

墨家、佛教同样主张禁欲，为什么两者命运迥异？原因就在于，墨家是一种世俗学说，是入世的智慧。而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是以今生度来世的哲学。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让他们在禁欲的同时能享受心灵的满足，从而把所有的苦难都视为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佛门主张忽略形而下的艰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禅悦。

另外一个墨家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于，在大一统的专制君主治下，一个内部有着严明纪律的利益组织必然会让朝廷产生极大的戒心。专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动员能力的圣贤君子。正所谓心怀利器，杀心自起。所以，汉高祖坐稳了江山后，丞相萧何的门客劝萧，多买田地，学会自污，这样皇上才会安心。萧何听了劝告，于是低价强买老百姓的房子田地，结果高祖果然龙颜大悦。假如萧丞相像墨子一样想着“摩顶放踵利天下”，说不定未央宫里又要多一个无头之鬼。

宋太祖要“杯酒释兵权”，让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专制君主对一切世俗组织都必然心怀警惕，“结党营私”之所以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关键不在于“营私”而在于“结党”。“结党营私”固然不可，“结党营公”就更加显得别有用心。

所以，作为组织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于列国时代，那时还没有形成四海为家的大一统，列国君主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身边的敌国，对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松弛许多。一旦“六王毕，四海一”，君主就势必以臣民为敌，以除暴安良为己任的游侠更是因为“以武犯禁”而为朝廷所不容。

释、道二教虽有组织，但说到底宣扬的都是出世的智慧。教人顺从世俗政权，即便世俗统治残暴无道，臣民也应逆来顺受。“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使释、道二教高度依赖当权者。正由于释、道二教没有什么威胁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安邦定国，所以流传至今。

从入世的角度讲，墨子的一系列科学理论都是超前的，这是可取的。但在思想层面的过于超前正是其自身毁灭的主要原因。

在尊重人性，尊重利益方面，墨家是欠缺的。并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过，虽然墨家已成遥远的绝响，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倘若，墨子有幸能和鬼谷子见上一面，能够在人性规律层面有所感悟。或许，我们如今还能一睹墨家的风采。

孔子与墨子

摘自《文学回忆录》木心

今天讲孔子。
……
孔子，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七十三岁。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司寇（司空，唐虞时有之，平水土，六卿之一，清时俗称工部尚书，类工业部长。司寇，亦六卿之一，掌刑狱，清时俗称刑部尚书，类公安部长），后来罢了官，只好收学生讲学，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春秋》，还订定了《礼记》与《乐经》。

孔丘的思想与李耳正好相反，乐观、积极、务实，概括起来说，孔丘的理想是恢复尧、舜、文、武的礼乐，以中庸之道架构人伦关系。他根据周公的原则，周详地建立了一个生活模式。

他的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才归为鲁国人。孔丘本人，“少也贱”，做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牛羊，充当过吹鼓手（乐师）。说这些，并非笑话他，而是说明他头脑很实际。那年代和希腊雅典一样，一个城市等于一个国，鲁国的大夫如孟孙、季孙，都自己建筑都城。孔丘反对，暗中唆使学生子路，设计破坏这种城。可见孔二先生很有一套阴谋诡计。

我最有意见的是，孔丘杀少正卯，是一桩冤案。他担任鲁国司寇，实际是宰相。他曾说，“子为政，焉用杀”（政治干得好，用不着杀人），自己一上台，不到七天，处死少正卯。少正卯是个学者，也收徒讲学。思想新、口才好，把孔丘的门徒吸引不少过去。孔丘记恨，扣他大帽子 ：一，聚众结社。二，鼓吹邪说。三，淆乱是非。

孔丘自己对少正卯的判断：

“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纯粹是思想作风问题，明明是孔丘硬加罪名，本来的少正卯，可能是：“心达、行坚、言辩、记博、顺泽。”

孔丘很像“文革”理论家，安上“险”、“辟”、“伪”、“丑”、“非”五个恶毒的字眼，概念全变了。即使如此，也不犯死罪。可是孔丘铁腕，把少正卯灭了。

后来儒家掩盖这件丑事。朱熹就否认，说《论语》不载，子思、孟子不言，没这回事，造谣。但荀况揭露出来。

这件事我认为很重要，迫害知识分子，是孔丘理论的破产。我从孔丘的虚伪，从他理论的不近人情，从他的心理阴暗面，推测杀少正卯是真。我很惋惜少正卯没有著作留下来。可能有点尼采味道的。假如我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也开讲。会不会被孔丘杀掉呢？他上台，我就逃。

我们讲文学史。按理说，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不是作家，至少不是专业作家，流亡作家。但古代的思想家，如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李耳，自己不动笔的。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是对话录，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

《论语》的文学性，极高妙，语言准确简练，形象生动丰富，记述客观全面。

我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史、子、集），《易》、《书》、《诗》、《礼》、《春秋》（原来是六经，《乐经》亡于秦，汉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四书中，我最喜欢《论语》，五经中，最喜欢《诗经》，也喜欢借《易经》中的卜爻胡说八道。

夏天乘凉，母亲讲解《易经》，背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附带说一说，《周易》的文学性也很高妙。可惜来不及专讲《周易》，像这样的一个月两堂课，得花半年才讲得完一部《易经》。

……
整本《论语》，文学性极强，几乎是精练的散文诗。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某种观点荒谬错误，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我常常读与我见解截然相反的书，只为了看取文学技巧。

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
……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

所以虚伪，十分精致地虚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君子死不免冠，君子远庖厨，秋穿什么皮衣，冬穿什么麂皮，三月不做官，惶惶如也。父亲做坏事，儿子要隐瞒，骂人，赌咒，等等——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再广泛地印证中国人的性格结构，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宏文。

“五四”打倒孔家店，表不及里。孔子没死，他的幽灵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急转直下，谈墨子。

墨子，名翟，有说是鲁人，有说是宋人。一说他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大约八九十岁。他出生治工艺的阶层，是有技术的奴隶，非常好学。因生于鲁国，当然受业于儒者。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上来就认为孔子的理论偏极端。

一，礼制太烦琐。二，厚葬耗费财力。三，守丧三年太长，又伤身体，又误生产。

他舍弃儒学，效法禹酋长，疏通河道，参与水利工程，不怕艰难困苦，与上层下层人物广泛接触。

值得注意：儒家的重礼、厚葬、守制，目的是尽人事，以愚孝治国，是宗族主义的大传统。这些陈陈相因的传统，全民族信为天经地义。墨翟为何一下子就看出不对？我认为，根本在于“真诚”。

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墨子提出“巨子”的学说，甚至成立制度，有点像黑社会的教父，青红帮的龙头。黑社会专干坏事，青红帮占地为王，墨子却为的是正义、和平、博爱。和黑社会相似的一点，是巨子制度中的成员都能赴火蹈刃，视死如饴。北京、上海等等民间社会还有这种潜质。说来你们不信，我文质彬彬，书卷气，其实善于和流氓交朋友。一定要是大流氓，或将成为大流氓的苗。可惜中国没有墨子派的大流氓了，眼下只有小瘪三。

有一段对话，可以说明儒家与墨家的基本态度。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儒者答：“乐以为乐。”

墨子比喻道：如果我问何故为室，作答“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这样才算告诉我为室之故。我问何以为乐，你答乐以为乐，等于我问何故为室，你答室以为室，那你根本就没有回答。

又例，楚王的臣子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主政要主得好，应当怎样？孔子答：“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听起来很高尚，大有深意。墨子拆穿道：叶公未得其问，孔子亦未得所以对。难道叶公不知善为政者能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么？明明是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呀。

叶公是糊涂人，孔子是偷换概念的老手，墨子诚实、聪明。

“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墨子说：古服，在古代是新服。古言，在古代是新言。所以古之君子都是新服新言，这岂不是在说古人不仁，不是君子么？

这又十分机智、爽利。

墨家不重文采，但通顺朴实，明白痛快，条理严谨，逻辑性很强。当春秋末年，各国兼并愈烈，战争频繁。墨家代表庶民的生活要求，反对不义的战争，墨子写了《非攻》。我们来读《非攻》的上篇：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驰）鸡豚（屯）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即拖，夺也）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

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这种文体非常适宜于做演说，与罗马雄辩家的风格很像。

孔、墨，处处对立，现在看看，还是很有劲。孔说“仁”，墨子以“兼爱”来动摇“仁”，因为“仁”只偏爱“王公大人”的血族。

儒家以“孝”为“仁”之本。墨子说：“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孝”与“忠”是一体的，“孝”被墨子松掉，“忠”也谈不上了，就无法“克己复礼”，无法恢复宗族的奴隶制轨范。

墨子的积极主张，在于兼爱，兼爱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三：

一，兼相爱，交相利。

二，赏贤罚暴，勿有亲戚弟兄之所阿。

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墨子认为孔子的“仁”，没有新意，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救不出名堂来的。

孔子的宿命论不是宇宙观上的宿命，他在世界观、人生观上的宿命是伪宿命论，目的是为帝王提供麻痹奴隶们的自强，永远受愚民教育。这就使墨子的“非攻”、“兼爱”、“交利”的学说大受阻碍，墨子又创“非命”。

当时孔墨之争是剧烈的。可悲的是，从汉朝开始，儒家一直是中国帝王的参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却是从来没有哪一朝的皇家用来做治国纲领。如果两千年来中国取墨子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赛先生和德先生不用外国进口，早就大量出口。墨子思想就是科学、民主、平等、博爱的先驱。

这是中国的悲剧。

另一重悲剧：中国历代忧国忧民的志士，竟没有一个提出墨子思想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就像中国没出过墨子一样。法家倒时有提出，所以中国的制度和思想形成“礼表法里”，推荀子为代表。唯其以礼为表，尊孔不尊荀，唯其以法为里，韩非也被关进冷宫秦城天牢。各代皇帝私造律法，一路这样混过来。

到谭嗣同，忽然想通了，说出来：“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仁学》）

现在呢，还是一样。清末民初多少知识分子穷思苦想，包括鲁迅、胡适等等，梁启超倒也发现，汉代经师不问今文学古文学，皆出荀卿。两千年间，宗派屡变，一皆盘旋荀学肘下。就我所读过的谭嗣同和梁启超的著作，似乎没有正面大力提倡过墨学。梁启超反而热心引进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等外国人——我读书太少，也许有人提出过墨学救国论，但总不起风浪，否则我不会一点也不知道。

鲁迅那篇《非攻》，写墨子，写得很好，很幽默，但幽默救不了中国。独裁，专政，如是战乱的、短期的，可能是纯粹野蛮，像一场急性病；而帝制的长期的统治，一定得伪善，形成一套礼表法里的中国式的做法。

今天讲孔墨斗争，儒家墨家的经典，在座都没读过。“批林批孔”了，才片面了解一点孔老二，谈不上欣赏孔子的文采。孔子的思想体系，也早就被窜改歪曲了。

墨子不然，他和一位叫程子的谈话，还对孔子有所称道，可见墨子无私、高尚。他有他的方法论，叫做三表法。

先要本着前人的经验来理解事物，也就是学习，但不是信而好古。要有根据，要有源本。

“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就是以实际的、当时的利益为校准，判断事物。

应用第二点建立法制法令，然后实行，看效果来决定取舍，效果是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方都有利，才算可行。

这三表法，再通俗不过。我的意思是，中国哪一朝代、哪一个政党，能按照墨子的原则办事？所以中国搞不好，不是理论问题，是品质问题。民主运动，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那些大是大非，我认为既重要，又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运动领导人的品质——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请问，哪一个可以和墨子比？

诸位要是真心在听，就该知道我的解释过程，就是我的自我教育过程。

一个人衷心赞美别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调整自己，发现自己。你认识了一位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不就是自我教育吗？

所谓教育，是指自我教育。一切外在的教育，是为自我教育服务的。试想，自我教育失败，外在教育有什么用？

凡人没有自我教育。所谓超人，是指超越自己，不断不断超越自己。

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

“原来”两字，请不要忽略。

在座有人在爱，有人在被爱，很幸福，也很麻烦。

最后一句话：“爱，原来是一场自我教育。”——论信仰，耶稣是完成的；耶稣对人类的爱，是一场单恋。

南怀瑾：

我們以前過年，正月初一早上起來，家長帶領全家的人，先要祭天地、拜祖宗，雖然儀式簡單，但卻很嚴肅，而慎重。

春秋二季要祭祖，也就是實行“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的尊敬傳統的精神。現代一般家庭，就從來不祭祖，連跪拜的禮都不會行，這就是教育的問題，值得重新研究、重新修整。保持這一點傳統，這一點習慣，使後代知道源遠流長的民族傳統，這也是我們的責任。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這是孔子所說祭祀祖宗和祈禱時心儀的原則。當我們祭祖宗的時候要以“如在”目前相對的誠心，猶如祖宗尚在面前一樣的誠敬。假使是祭神，神就在此。要表裡如一，才是肅齋莊敬的道理。所以他又說：“吾不與祭，如不祭。”假使說我因為沒有時間，沒有親自參與這個祭典，只是象徵式由別人去代表一番，這樣就等於不祭，又何必故作排場呢?這種精神，不但告訴我們對於任何祭典要如此，同時也間接地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無論對生者或死者，由明裡到暗裡，都要由衷一貫。

——《論語別裁》

中華民族過去只有一個宗教，就是祖宗，是孝道

有人問，你們中國上古文化沒有宗教的吧!我說你錯了，有宗教。你們的宗教是丁字架，不是十字架，我們的是十字架。我說你們的文化，西方人，歐洲同美國文化，不管父母的喔，只管下一代。愛、愛、愛的是下一代，中間兩邊撐開，兄弟姐妹也不管的喔，只管男女兩個愛（眾笑）。男女兩個愛得也不長（眾笑），你看你們丁字形的。

我們呢，不同，父母、祖宗、祖宗的祖宗一直上去，再上面是上帝了。“上帝”這個名稱，中國文化是《書經》上來的。十字下面兒子、孫子，下去子孫萬代，旁邊是兄弟姐妹，整個的社會國家，這個是十字架。你們是丁字架的文化，你們就是兩個人愛啊愛啊，愛是什麼東西也不懂，兩個人抱著接吻就叫作愛。我說我買兩條黃魚啊，金魚，放在一起，它們天天愛（眾笑）。然後，你們上面就直接通上帝，中間沒有個橋樑的。我們有橋樑，由父母到祖宗，一直上去上去，就到上帝。一步一步樓梯上來，上面一直下來。左右這樣分開是十字架，再加上一個太極圖一畫，一個圓圈裡頭一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文化。

——《南懷瑾講演錄》

中國文化對天地宇宙以及人類的看法，與西方文化完全不同。所以西方人研究中國文化，往往認為中國沒有哲學。中國人當然有哲學，中國哲學中不但研究本體論，也研究知識論。西方人的看法，中國只有人生哲學最發達，過去西洋人寫的中國文化歷史，認為中國的宗教都是外來的，中國本身沒有。對於這一點，我是絕對反對，所以很多美國來的教授跟我談起這個，我都把他們駁得一塌糊塗，告訴他們，你們不懂，中國有宗教，只是不像你們的宗教形式。而且世界上五大教主都是東方人，釋迦牟尼佛是印度人，默罕默德是中東人，耶穌也是中東邊上的人，猶太人也是東方，不是西方；至於孔子、老子，都是我們中國人，都是東方人。

這個還不說，你們過去的所謂宗教，是泛神教；我們過去看起來好像也是多神教、泛神教，其實不是。中華民族過去文化只有一個宗教，就是祖宗，是孝道，祖宗這個根根就代表宗教了。所以拜祖宗代表了一切，是一樣的宗教情操。我說哲學也有很多的道理，我們歷史就代表了中國的宗教哲學。在道家來說，幾千年前非常科學，但是脫開了宗教的外衣，沒有任何宗教形態。

——《列子臆說》

木心：

一个爱我的人，如果爱得讲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就知道他爱我。

凡真的先知，总是时而雄辩，时而结巴。凡是他说不上来的时候，我最爱他。

假先知都是朗朗上口的。我全不信。我知道他不爱。

……

真的相爱的人，不语，一瞥，不需比喻。

智者面对，相视而笑，也不用比喻。

比喻，是不得已。

……

天才幼年只有信心，没有计划。天才第一特征，乃信心。信心就是快乐。

木心：

很多人的失落，

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立志。

自认为成熟、自认为练达、自认为精明，

从前多幼稚，

总算看透了、想穿了。

于是，

我们变成自己年少时最憎恶的那种人。

林语堂 (1895-1976)，原名和乐，笔名语堂，福建省龙溪县人，1923年任北大教授，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著有《生活的艺术》等。

林语堂：

诸位，兄弟今日重游旧地，以前学生生活苦乐酸甜的滋味，都一一涌上心头。不但诸位所享弦诵的快乐，我能了解，就是诸位有时所受教员的委曲磨折，注册部的挑剔为难，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读书时期，所不同者，不怕教员的考试，无虑分数之高低，更无注册部来定我的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而已。现就个人所认为理想的方法，与诸位学友通常的读书方法比较研究一下。

余积二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深知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已经走入错路，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之事，杜威说，读书是一种探险，如探新大陆，如征新土壤；佛兰西也已说过，读书是“魂灵的壮游”，随时可以发见名山巨川，古迹名胜，深林幽谷，奇花异卉；到了现在，读书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一种苦役而已。而且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与任何人不相干，现在你们读书，已经不是你们的私事，而处处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注册部及你们的父母妻室之类。有人手里拿一书本，心里想我将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这实在是一桩罪过。试想你们看《红楼梦》，《水浒》，《三国志》，《镜花缘》，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的问题？但是学问之事，是与看《红楼梦》，《水浒》相同。完全是个人享乐的一件事。你们若不能用看《红楼梦》，《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经济学大纲》，你们就是不懂得读书之乐，不配读书，失了读书之本意，而终读不成书。你们能真用看《红楼梦》，《水浒》的方法去看哲学，史学，科学的书，读书才能“成名”。若用注册部的方法读书，你们最多成了一个“秀士”“博士”，成了吴稚晖先生所谓“洋绅士”，“洋八股”。

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我们想象到他们夫妇典当衣服，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们向往不已。你想他们两人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经籍，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得了读书的真味。易安居士于《金石录后序》自叙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有一段极逼真极活跃的写照；她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收藏既富，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日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你们能用李清照读书的方法来读书，能感到李清照读书的快乐，你们大概也就可以读书成名，可以感觉读书一事，比巴黎跳舞场的“声色”，逸园的赛“狗”，江湾的赛“马”有趣。不然，还是看逸园赛狗，江湾赛马比读书开心。

什么才叫做真正读书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是不失读书之本意。这就是李清照的读书法。你们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现在课堂上读书连烟都不许你抽，这还能算为读书的正轨吗?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法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现在你们手里拿一书本，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部对你态度如何，如何靠这书本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这还能算为读书，还配称为“读书种子”吗?还不是沦为“读书谬种”吗?

有人说，如林先生这样读书方法，简单固然简单，但是读不懂如何，而且成效如何?须知世上决无看不懂的书，有之便是作者文笔艰涩，字句不通，不然便是读者的程度不合，见识未到。各人如能就兴味与程度相近的书选读，未有不可无师自通，或事偶有疑难，未能遽然了解，涉猎既久，自可融会贯通。试问诸位少时看《红楼梦》，《水浒》何尝有人教，何尝翻字典，你们的侄儿少辈现在看《红楼梦》，《西厢记》，又何尝须要你们去教?许多人今日中文很好，都是由看小说《史记》得来的，而且都是背着师长，偷偷摸摸硬看下去，那些书中不懂的字，不懂的句，看惯了就自然明白。学问的书也是一样，常看下去，自然会明白，遇有专门名词，一次不懂，二次不懂，三次就懂了。只怕诸位不得读书之乐，没有耐心看下去。

所以我的假定是学生会看书，肯看书，现在教育制度是假定学生不会看书，不肯看书。说学生书看不懂，在小学时可以说，在中学还可以说，但是在聪明学生，已经是一种诬蔑了。至于已进大学还要说书看不懂，这真有点不好意思吧！大约一人的脸面要紧，年纪一大，即使不能自己喂饭，也得两手搿一只饭碗硬塞到口里去，似乎不便把你们的奶妈干娘一齐都带到学校来给你们喂饭，又不便把大学教授看做你们的奶妈干娘。

至于“成效”，我的方法可以包管比现在大学的方法强。现在大学教育的成效如何，大家是很明了的。一人从六岁一直读到二十六岁大学毕业，通共读过几本书?老实说，有限得很。普通大约总不会超过四五十本以上。这还不是跟以前的秀才举人相等?从前有一位中了举人，还没听见过《公羊传》的书名，传为笑话。现在大学毕业生就有许多近代名著未曾听过名字，即中国几种重要丛书也未曾见过。这是学堂的不是，假定你们不会看书，因此也不让你们有自由看书的机会。一天到晚，总是摇铃上课，摇铃吃饭，摇铃运动，摇铃睡觉。你想一人的精神是有限的，从八点上课一直到下午四五点，还要运动，拍球，哪里还有闲工夫自由看书呢?而且凡是摇铃，都是讨厌，即使摇铃游戏，我们也有不愿意之时，何况是摇铃上课?因为学堂假定你们不会读书，不肯读书，所以把你们关在课堂，请你们静坐，用“注射”“灌输”的形式，由教员将知识注射入你们的脑壳里。无如常人头颅都是不透水的，所以知识注射普通不大成功。但是比如依我方法，假定你们是会看书，要看书，由被动式改为发动式的，给你们充分自由看书的机会，这个成效如何呢?间尝计算一下，假定上海光华，大夏或任何大学有一千名学生，每人每期交学费一百圆，这一千名学费已经合共有十万圆。将此十万圆拿去买书，由学校预备一间空屋置备书架，扣了五千圆做办公费(再多便是罪过)，把这九万五千圆的书籍放在那间空屋，由你们随便胡闹去翻看，年底拈阄分配，各人拿回去九十五圆的书，只要所用的工夫与你们上课的时间相等，一年之中，你们学问的进步，必非一年上课的成绩所可比。现在这十万圆用到哪里去，大概一成买书，而九成去养教授，及教授的妻子，教授的奶妈，奶妈又拿去买奶妈的马桶，这还可以说是把你们的“读书”看做一件正经事吗?

假定你们进了这十万圆书籍的图书馆，依我的方法，随兴所之去看书，成效如何呢?有人要疑心，没有教员的指导，必定是不得要领，杂乱无章，涉猎不精，不求甚解。这自然是一种极端的假定，但是成绩还是比现在大学教育好。关于指导，自可编成指导书及种种书目。如此读了两年可以抵过在大学上课四年。第一样，我们须知道读书的方法，一方面要几种精读，一方面也要尽量涉猎翻览。两年之中能大概把二十万圆的书籍，随意翻览。知其书名作者内容大概，也就不愧为一读书人了。第二样，我们要明白，学问的事，决不是如此呆板。读书必求深入，而欲求深入，非由兴趣相近者入手不可。学问是每每互相关联的。一人找到一种有趣味的书，必定由一问题而引起其他问题，由看一本书而不得不去找关系的十几种书，如此循序渐进，自然可以升堂入室，研磨既久，门径自熟；或是发见问题，发明新义，更可触类旁通，广求博引，以证己说，如此一步一步的深入，自可成名。这是自动的读书方法。较之现在上课听讲被动的方法，如东风过耳，这里听一点，那里听一点，结果不得其门而入，一无所获，强似多多了。第三，我们要明白，大学教育的宗旨，对于毕业的期望，不过要他博览群籍而已(be a well-read man)，并不是如课中所规定，一定非逻辑八十分，心理七十五分不可，也不是说心理看了一百八十三页讲义，逻辑看了二百零三页讲义，便算完事。这种的读书，便是犯了孔子所谓“今汝画”的毛病。所谓博览群籍，无从定义，最多不过说某人“书看得不少”某人“差一点”而已，哪里去定什么限制?说某人“学问不错”，也不过这么一句话而已，哪里可以说某书一定非读不可，某种科目是“必修科目”。一人在两年中翻览这二十万圆的书籍，大概他对于学问的内容途径，什么名著杰作版本，笺注，总多少有一点把握了。

现在的大学教育方法如何呢?你们的读书是极端不自由，极端不负责。你们的学问不但有注册部定标准，简直可以称斤两的，这个斤两制，就是学校的所谓“七十八分”“八十六分”之类，及所谓多少“单位”。试问学问之事，何得称量斤两?所谓英国史七十八分，逻辑八十六分，如何解释?一人的逻辑，怎么叫做八十六分?且若谓世界上关于英国史的知识你们百分已知道了七十八分，世上岂有那样容易的事?但依现在制度，每周三小时的科目算三单位，每周二小时的科目算二单位，这样由一方块一方块的单位，慢慢堆叠而来，叠成多少立方尺的学问，于是某人“毕业”，某人是“秀士”了。你想这笑话不笑话?须知我们何以有此大学制呢?是因为各人要拿文凭，因为要拿文凭，故不得不由注册部定一标准，评衡一下，就不得不让注册部来把你们“称一称”。你们如果不拿文凭，便无被称之必要。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文凭呢?说来话长。有人因为要行孝道，拿了父母的钱，心里难过，于是下定决心，要规规矩矩安心定志读几年书，才不辜负父母一番的好意及期望。这个是不对的，与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恋爱女子一样的违背道德。这是你们私人读书享乐的事，横被家庭义务的干涉，是想把真理学问孝敬你们的爸爸妈妈老太婆。只因真理学问，似太渺茫，所以还是拿一张文凭具体一点为是。有人因为想要得文凭学位，每月可以多得几十块钱使你们的亲卿爱卿宁馨儿舒服一点。社会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儿子中学毕业读了三十本书，我可给他每月四五十圆，如果再下二千圆本钱再读了三十本书，大学毕业，我可给他每月八九十圆。你们父母算盘一打，说“好”，于是议成，而送你们进大学，于是你们被称，拿文凭，果然每月八九十圆到手，成交易。这还不是你们被出卖吗?与读书之本旨何关，与我所说读书之乐又何关?但是你们不能怪学校给你们称斤两，因为你们要向他拿文凭，学堂为保持招牌信用起见，不能不如此。且必如此，然后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处于今日大规模生产品(mass production)之时期，不能不划定商货之品类(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s)，学问既然成为公然交易的商品，秀士，硕土，博土既为大规模生产品之一，自然也不能不“划定”一下。其实这种以学问为交易之事，自古已然。子张学干禄；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未易得也。”(关于往时“生员”在社会所作的孽，可参观《亭林文集·生员论》上中下三篇。)

到了这个地步，读书与入学，完全是两件事了，去原意远矣。我所希望者，是诸位早日觉悟，在明知被卖之下，仍旧不忘其初，不背读书之本意，不失读书的快乐，不昧于真正读书的艺术。并希望诸位趁火打劫，虽然被卖。钱也要拿，书也要读，如此就两得其便了。

来源：《大荒集》生活书店一九三四年版

楊絳先生：

“ 每個人都會有一段異常艱難的時光，

生活的壓力，工作的失意，學業的壓力，愛的惶惶不可終日，

挺過來的，

人生就會豁然開朗；

挺不過來的，

時間也會教你，怎麼與它們握手言和，

所以不必害怕的。”

木心：

奉劝诸位：除了灾难、病痛，

时时刻刻要快乐。

尤其是眼睛的快乐，

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

耳朵是听不到快乐的，眼睛可以。

你到乡村，风在吹，水在流，

那是快乐。

（图文均来自网络）

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段文字，是鲁迅对古代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的深刻嘲讽，也是对那些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无情鞭笞。

如果要给鲁迅先生的这段文字找一个人物对号入座的话，非宋代大儒朱熹莫属。

朱熹，世称“朱子”。他的理论核心，就六个字：存天理，灭人欲。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正是这六个字，祸害了中国几百年。对于明清两代的国民性的日渐奴性和思想的禁锢，朱熹难逃其咎。

其实，他要灭的是别人的“欲”，自己的“欲”却不仅未灭，反而蓬勃发展。

朱熹六十多岁的时候，受到御史沈继祖的弹劾。在弹劾的奏章中，有两件事让大家大跌眼镜。一件是纳妾的问题。本来，在古代纳妾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弹劾，可朱熹的纳妾与众不同。怎么不同呢？大概与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有点相似，朱熹对小尼姑情有独钟。可尼姑既已出家，就打算终生伺候佛祖了，不可能嫁人为妾。朱熹为了满足自己的独特爱好，强行施展手段，把小尼姑娶回了家。而且，还一下子娶了两个。“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

另一件更加不堪，是朱熹与儿媳的绯闻，“家妇不夫而孕”。朱熹的一个儿媳怀孕了。这本是好事。可问题是，这个儿媳已经守寡好几年了。在古代那种封闭的深宅大院里，朱熹的寡妇儿媳不可能接触到别的男人。唯一可能的，就只有朱熹这个老公公了。

这两件事爆出来之后，满朝哗然。连当朝皇帝宋宁宗赵扩也是大吃一惊。朱熹可是给宋宁宗讲过学的。严格来说，宋宁宗算是他的弟子。

宋宁宗怀着复杂的心情，亲自询问朱熹，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朱熹上表认罪，承认自己“私故人财”、“纳其尼女”等数条，并说“深省昨非，细寻今是”，表示要悔过自新。同时做出了深刻检讨：他承认自己的那一套是“伪学”。

朱熹是否“纳尼为妾”，历来争论不休。问题在于，如果此事本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朱老夫子为何自己上表承认“纳尼为妾”？这不是自己承认了嘛。如果是为保住一条老命而作妥协，又似乎与夫子往昔的秉性大相径庭。而这份认罪表，也一直成为后世攻讦朱熹“伪君子”的主要话柄。

最终的结果是宁宗帝原则上“准奏”，朱熹被弹劾挂冠。宋宁宗还当朝宣布朱熹的道学为伪学，禁止传播道学。被朝廷列为“伪学逆党”的官吏多达59人，朱熹自然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领袖。由此，朱熹的众门生作鸟兽散，或藏匿自保，或改换门庭。

一代大儒，最后弄得如此不堪。

古有云：“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真是人间清醒啊！

《文学回忆录》

木心：

对生命，对人类，

过分的悲观，和过分的乐观，

都是不诚实的。

看清世界的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

看清了，

不是感到恶心，

而是会心一笑。

林语堂：

这么一种读书艺术的观念，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国，常常有人鼓励学生“苦学”。

有一个实行苦学的著名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

这真是荒谬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地上床去睡觉。

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最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

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也有些作家埋怨说他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蚊子太多，稿纸发光，或马路上的声响太嘈杂。

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有一个清代的著名学者顾千里据说在夏天有“裸体读经”的习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好读书，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读书的正当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

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

林语堂：

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实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

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

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

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象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

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

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了读，读了叫，弄得仆人疑惑不解。

所以，人们才会说，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艾略特说她第一次读到卢梭的作品时，好象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对于叔本华，也有同样的感觉。

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现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像一个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见倾心一样，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她的高度，她的脸孔，她的头发的颜色，她的声调，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处的。

一个青年认识这个作家，是不必经他的教师的指导的。这个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趣味，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处的。

于是读者开始把这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全都拿来读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毫不费力地消化了。

这个作家自会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乐自为所吸；过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便渐与那个作家相似。

这么一来，他真的浸润在他的文学情人的怀抱中，而由这些书籍中获得他的灵魂的食粮。

过了几年之后，这种魔力消失了，他对这个情人有点感到厌倦，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文学情人；到他已经有过三四个情人，而把他们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

有许多读者永不曾堕入情网，正如许多青年男女只会卖弄风情，而不能钟情于一个人。随便那个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他们是不会有甚么成就的。

林语堂：

所以，永远记得，这世间上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

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一定应当在合适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

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候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的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欣赏的。

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

林语堂：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 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他的意思当然是说， 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

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

如果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俪的作品不可，我非读艾略特博士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这才能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

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读罢，好像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 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

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山谷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和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

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

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道”，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

读书跟吃东西一样，“此人吃来是蜜糖，他人吃来是砒霜”。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

林语堂：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

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

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

一个人如果能在十二小时之中，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两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

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

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在我看来，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文化再高，高不過善良;

容貌再美，美不過良心；

才華再好，好不過品德。」

人這一輩子，最開心的一件事，就是用真誠和善良賺到了陌生人的信任，

久而久之成為朋友。

並且一直信任你、支持你、選擇你，

這是用錢都買不到的人格魅力。

你對我好，我會對你更好，人心換人心，你重我就沉！

別嫌棄一直陪你的人，別陪一直嫌棄你的人。

朝著太陽生長，做一個溫暖的人＂。

木心：

你相信的太多，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少。

人类社会的黑暗，普通人哪怕窥知一二，

也会被震惊的瞠目结舌。

楊絳先生：

如果別人說你兩句，
你就受不了，
被兩句話干擾得吃不好、睡不好，
你想想你得有多脆弱啊！

何必計較呢，
在烏鴉的世界裡，
天鵝也有罪，

思想不在一個高度，尊重就好，
三觀不在一個層次，微笑就好！

發自己的光，不必在意別人的流言蜚語。

不要和重要的人，計較不重要的事，
不要和不重要的人，計較重要的事，

記住，

你的人品是你最好的運氣，
你的心態是你最好的風水。

心態好了，整個環境都會境隨心轉，越來越好；
心態不好，在任何環境裡，都是命運的囚徒。

簡單點，善良點，平和點，努力點，
歲月的驚喜就會更多一點。

生活中所有的不期而遇，
都是我們認真、努力、真誠後的驚喜。

願你能做閃閃發光的自己，
收穫屬於你的驚喜！

摘自《文学回忆录》

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一般书生之见、市侩之见，乃至学者、专家、大儒，都说老子消极、悲观、厌世。我说，正是这一代一代的愚昧无知、刚愎自用，才使老子悲观、厌世、消极。

所以老子悲伤、绝望、反激、咒诅，出坏主意，制订了很多对付自然、对付人的策略，历代军事家都借此取了巧、学了乖。老子，也免不了被异化的命运。

我爱老子，但我不悲伤、不绝望、不唱反调、不骂、不出鬼主意——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我不抱希望，所以不绝望；我自寻路，一个人走，所以不反激。我也有脾气要发，但说说俏皮话。

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鳞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我怀疑“道”，也怀疑“总念”。怀疑了四五十年，结论是，两者概不承认。宇宙既不实在，亦不空虚，既无道，亦无总念。老子与黑格尔需要“支点”架构理论，支点一抽掉，整个理论垮下来。

一般的体系，可说是外化的精密,宏观的精密。我取内化的精密，微观的精密。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

上次讲中国古代史学家的文学性、文学成就、文学价值，这次讲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学性、文学成就、文学价值。我多次提到诸子百家的文釆，以前是非正式的，现在正式谈谈那几位“子”的文学典范。

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这五百多年，即所谓春秋战国,局部战争此起彼落，政治和社会的纷乱，使人的思想异常活跃。用现在的话说，都想求真理，找到价值判断。

在我看，还是偶然。乱世不一定出英雄，乱世不一定出哲学家。十年“文革”乱得可以吧，一个哲学家没有。

还是老观点：春秋战国的哲学黄金时代，奇就奇在出了一批天才——三百年出十个哲学家，以西方概率论，不算太多——不幸，中国从那时以后不再出哲学家了，吃老本吃了两千多年，坐吃山空。

一穷，穷在经济上；二白，白在文化上•’三空，空在思想上。

所以，唯物论之类进来，没有抵挡。

胡适当初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集，下集写不出（据考，上集，也不是胡的东西)。我愿意提醒胡博士：《中国哲学史大纲》下集当夜可以脱稿，明天出版，里边一句话，十六个字：

春秋以降，哲学从缺。

无米难炊，请君原谅。

老子（生卒年不详），姓李，名耳，又称聃，楚国人。传说很多，反而真相不明，寿年大概很髙，总是百岁以上，有说是超过两百岁的。

为何我相信他特别高龄呢？是从他的哲理判断的。中国哲学，我定名为“老年哲学”（西方哲学可以定名为“壮年哲学”）。其中，李耳的思想最透彻、孤寂、凄凉，完全绝望。

他看破两大神秘：一是天，就是宇宙；二是人，就是生命。天，宇宙，是不仁。人，生命，是刍狗。这是李耳观察到最后，咬咬牙做出的判断。

这个观察过程一定很长，所以我相信老子真的很老。如果以年龄排行，全世界哲学家恐怕李耳先生寿年最高，思想境界也最高，如果改“老子”为“高子”，也中肯。

老子的哲学著作只有一本：《道德经》，分上下篇，共八十一章（九九八十一)。传说他要出关，官吏劝他留下一些言论，他才口授，别人记录。我猜想，并非如此平平静静，鲁迅写《出关》也是依照通常的传说，加上摩登的挖苦，旨在讽刺世道。

我来写，就写老子出关，一不是遁隐，二不是仙去，三不是旅游：他老人家是去自杀的。他在出关之际，内心的矛盾痛苦达于极点。

老子恨这个世界，觉得犯不着留什么东西来给后世，他又爱这个世界，要把自己的思想落成文字，给后来的智者。他的精神血统的苗裔明了他的痛苦，他的同代人没有一个配得上与他谈谈，他彻底孤独了二百多年。

但他要在未来中找朋友，找知音，于是有《道德经》。从文体看，他不是写给“刍狗”们看的，而是写给与他同等级的人。

所以，老子的文体与其他的诸子百家截然不同，就是不肯通俗，一味深奥玄妙，也许一边写，一边笑：你读不懂，我也不要你读，我写给懂的人看。

后世奉《道德经》为道家的圣典、兵家的韬略、法家的理论。我把《道德经》看作什么呢？是老子的绝命书，也是老子的情书。八十一章的第二十章，他破例哭出声来：“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只我一个徬徨无着落，去哪里呢？

这一章，与贝多芬晚年四重奏慢板所吐露的感慨、情操，是相通的。而且克制了紊乱的伤痛，端端正正，继续写他的情书和绝命书。

李耳是个叛逆者。常言道，尼采哲学存在于尼采之前，老子庄子，便是尼采之前的尼釆。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中，渺小的人都是奴隶，即使当了皇帝（包括教皇），如果人格渺小，一样是奴隶——伟大的人，必是叛逆者。

中国，上、中、下三等人，都尊“天”为无上的主宰，尤其儒家，以及后来的理学家，说到“天”，就跪下来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人合一”，“天命不可违也”。

独有老子，一上来就拆穿把戏：“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叛逆的气势好大！

当然，奴隶们不服，反问道：“那么圣人呢，圣人是最仁的呀。”老子立即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我常要讲我的认识论，次序是这样的：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在座有人说，这个次序谁不知道呀。那我改动两个符号的方向：

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

看来也不能惊世骇俗。但我问，你周围，你过去的朋友，几个人具备人生观？再推论，那些人生观哪里来？不过人云亦云而已，极少是由世界观引申而来。

好，极少数人，有人生观，又有世界观。再推论，他们有没有宇宙观？更少之又少——宇宙嘛，那是天体物理学家的事，关我鸟事——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

现在，我要不留情面地下决断了：

不从宇宙观而来的世界观，你的世界在哪里？不从世界观而来的人生观，你不活在世界上吗？所以，你认为你有人生观，没有、也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更不需要宇宙观——你就什么也没有。

飞禽走兽不需要“禽生观、兽生观”，一样地飞，一样地走，这是运气、福气。做人而不幸成了知识分子、艺术家，不免就要有一个人生观：它是从世界观生出来的。那世界观呢，当然溯源于宇宙观。

爽爽快快说一遍: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老子、庄子、尼采、释迦牟尼，都从这样顺序而思考的。

唯物辩证法号称无所畏惧、积极乐观。如果全世界科学家一致预测有一颗星球，半年内将与地球相撞，两球同归于尽，请问唯物主义者们，站得住脚吗？

只有从宇宙观来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才真实恳切，不至于自欺欺人——老子的哲学，特别清醒地把宇宙观放进世界观、人生观。老子看君、看民、看圣人、看大盗、看鸡、看犬，从宇宙的角度、宇宙的眼光。

一般书生之见、市侩之见，乃至学者、专家、大儒，都说老子消极、悲观、厌世。

我说，正是这一代一代的愚昧无知、刚愎自用，才使老子悲观、厌世、消极。

从五十年代开始，要求人人都要积极、乐观、热爱生活。——这个圈子兜得好大，好漂亮，当时要算最有学问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一致认为，积极、乐观、爱生活，总是错不了的，消极、悲观、厌世，总是资产阶级思想，错透了，万万要不得。

其一，资产阶级哪里是在消极、悲观、厌世？“自由世界”当时起劲乐着呢，消极、悲观、厌世，并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好，其二，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等到整个太阳系毁了，这个物理判断，是资产阶级造谣吗？

我们再讲文学史。上次讲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我处处要讲他们的文学造诣、文学成就。今天谈哲学家，开门见山，这座山，是中国最大的山。

具有永恒性、世界性的中国哲学家，恐怕不多，大概一个半到两个。诸子百家，是伦理学家，研究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是政论家，讨论治国之策。只有老子思考宇宙、生命。庄子，是老子的继续，是老子哲理的艺术化。

中国哲学家只有老子一个，庄子半个。

如果认为庄子文章如此好，算一个吧。那么中国总共两个哲学家，但性质不同，后人说起来总是“老庄哲学”、“老庄思想”。魏晋那么多绝顶聪明人，没有人给老子、庄子做“本质定位”，我是说，老子、庄子的气质，有所不同。

老子是阿波罗式的，冷静观照，光明澄澈。庄子是狄俄倪索斯式的，放浪形骸，郁勃汪洋。老子是古典的，庄子是浪漫的。老子是苦行的，庄子是享受的。老子内敛克制，以少胜多，以柔克刚；庄子外溢放射，意多繁华，傲慢逍遥。

奇妙就奇妙在，两者其实一体。希腊人崇拜日神和酒神。日神主音乐，酒神主舞蹈。音乐、舞蹈，不是总在一起吗？缩小看，在某个人身上，可以住着老子和庄子，两房一厅，洗手间公共——但这是比喻，比喻终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我劝大家别太相信比喻。比喻是“言”，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他喜欢形象，叫做“得鱼忘筌”。总之，我将老子定位为古典，庄子定位为浪漫，也仅是比喻，目的是想回到“文学”。

讲到这里，可以正式谈谈老子的思想及其文体。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很坏的时代。政治卑鄙龌龊，各种治国理论纷纷出笼，而天下愈弄愈乱，原因：一，理论有谬误。二，实践歪曲理论。所以，老子才提出“无为”、“无治”。可是我总是觉得老子这般说法，是生气，是绝望，是唱反调，是现状逼得他往极端走。所以，老子哲学是伤心人语，看透人性的不可救，索性让大家回到原始状态。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

非常极端，非常不现实。世界上所有“乌托邦”构想，以老子最彻底，最有诗意，最脱离现实，绝对不可能。他的理想和当时的现实，他对他之后的一切的历史现实，都是宿命地叛逆。明知做不到，不可能，他偏要这样说。

这种近乎横蛮的心理，一定来自极大的痛苦。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也是发脾气的话，一是等于说，你做皇帝、做官僚、做军阀，都用不着；二，这么着，大家不必钩心斗角、不必投机贩卖，不必尔虞我诈。

老子最早知道中国的两种特产：一是暴君，一是暴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一语双关，既对暴君说，又对暴民说。他反对法治，也反对人治。无为而治，等于架空皇帝，使其不成为暴君，只有商标，没有货。对于“人”（民和君），老子为什么如此暴烈而偏激呢？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几乎是粉碎性的决绝。原因，就是他的人生观、世界观，都从宇宙观来。

这个观念，真是伟大卓绝，当时极摩登，现在更摩登。这一点，老子超越了多少思想家、宗教家。有没有更摩登的观念呢，有：

天地无仁无不仁。

这是什么“子”说的，你们大概知道——老子还是“人”本位的，所以骂“天地不仁”，如果换作“宇宙”本位，仁不仁，何从说起？

所以老子悲伤、绝望、反激、咒诅，出坏主意，制订了很多对付自然、对付人的策略，历代军事家都借此取了巧、学了乖。老子，也免不了被异化的命运。

我爱老子，但我不悲伤、不绝望、不唱反调、不骂、不出鬼主意——我自得恶果，所以不必悲伤；我不抱希望，所以不绝望；我自寻路，一个人走，所以不反激。我也有脾气要发，但说说俏皮话。

老子哲学的极精练、极丰富，就在他有明晰肯定的宇宙观。反过来说，凡宇宙观糊涂，或者忽而偏向有神论，忽而偏向无神论，想说又不敢说，或者说不清，总是差劲的，不能算哲学家。例如孔丘。

老子的文学性呢？语言直白，可是含蓄，这是很难的。几乎看不到还有别人能用这种文体。直白，容易粗浅，含蓄，就晦涩了，而老子直截了当说出来，再想想，无限深意，我喜爱这种文体！

文学，有本事把衣服脱下来。多少有名的文学，靠服装、古装、时装，琳琅满目，里面要么一具枯骨，要么一堆肥肉。庄子的衣裳就很讲究，汉人喜宽博，魏晋人穿得潇洒，唐人华丽，宋人精巧，明清人学唐宋衣冠学不像，民国人乱穿衣，乱到现在，越来越乱。

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像人的肉体一样，贵在骨骼的比例关系，肌肉的停匀得当。形体美好，穿什么衣服都好看最最好看，是裸体。

思想、情操越是高超、深刻、伟大，越是自然地涌现。可是怎么会含蓄无穷呢？因为思想情操本身细致丰富。请看希腊：希腊的雕像，裸体的；希腊的神庙，那柱子，那浮雕，都可说是裸体的。圆就是圆，三角就是三角。到巴洛克(Baroque)，就穿衣服了，到洛可可（Rococo)，全是装饰，内在的真实被掩盖了。

我们来看看老子的文笔和文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他的意思是说：原理呢，可以讲的，但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讲；要给万物定位称呼呢，也可以的，但不能用通俗的既成见解来分类。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直通现代艺术，直通现代物理学。人的精神世界，宇宙的物质世界，都是恍恍惚惚。从“人”的角度去观照、去思索，更是恍恍惚惚。先要承认“恍惚”，才能有所领会。

上面几句，简，直白，含蓄。

老子奇特，他主张退、守、弱、柔，这在全世界的思想领域中，独一无二。一是他的气质，二是他吃够了苦，对付宇宙自然，对付人事生活，退、守、弱、柔，才能保全自己，立于不败。东方文化、东方精神，无疑老子是最高的象征，《周易》也和老子哲学通，都是吃足苦头的经验。

读《易经》，读《道德经》，我都为古人难受。他们遍体鱗伤，然后微笑着，劝道：“可要小心，不要再吃亏。”

中国从开始就受大罪，一代代暴君暴民，暴君杀人，暴民帮暴君杀，暴君再杀暴民，暴民逼急了，便杀暴君，然后自己

做暴君，当然还是杀人。老子说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话，声色俱厉，十足老子风格，像是一下子喊出来，意义却复杂得很。

人不怕死，判死刑也没用。

用死去吓他们，无效，想别的办法吧。

你太残暴，怎可用死来威逼？

你杀人，人是杀不完的。

不从根本上解决，光靠杀人，不是办法。

圣人与大盗，相对而存。到了没有圣人的时候，也就没有什么可盗。

老子的理想世界，全然梦境，是他个人的诗的乌托邦。老子之后，世界背向老子而发展，无论大纲细节，处处与老子的理想相违背。老子没有历史眼光？没有群众观点？老子一个人空思妄想？我不这样看。老子的想法、原则，是对的，问题在于，人类是坏种、坏坯，做不到，也不肯做老子所希望的，不能怪老子。

这是老子的纯艺术的一面。

另一面，是老子哲学的实用性，一步一个脚印哩——你要“扬”，先“抑”之；你要得到它，先放弃它；你要推翻它，先拥护它。最简单比喻：你要收获，先埋种子。对待天命，对待人事，老子的话最朴素，最有实效。

话得说回来，哲学、文学，不可以拿实用主义去看。哲学、文学属于极少数智慧而多情的人，是幸福，是享受，和大多数人没关系。乡下老大娘与莎士比亚有何因缘？地铁上抢劫的黑人，不知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是一个使人心平气和的解释。

全世界读《道德经》的人，还真不少。二次大战前，德国大学生读尼采。大战后，必读李耳。《道德经》的英译、法译、德译，版本不断更新。最近美国的什么书店又请人重译老子，李老先生就有这点魅力，世界忘不了他。

下面扼要节引《道德经》文句。老子的著作，句句都是警句，这里不一定按照各章的次序。

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第七章）

意思是如果不结结巴巴狠命地保养自己，倒反而活得长寿。(皇帝与村妪）

多藏必厚亡。（第四十四章）

财多，就以物累形，反而加速死亡。

故常无欲。（第一章）不见可欲。（第三章）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虚其心。（第三章）致虚极。（第十六章）虚而不屈。（第五章）

虚心，没有成见，没有要求，就能以无穷尽的智慧观照无穷尽的宇宙万物。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守静笃。(第十六章）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

清静能使外界的真相从我心中显现。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第十六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第二十三章）

失德而后仁。（第三十八章）

失仁而后义。（第三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

一个哲学家，总得自己定一个点，定一个名。叔本华，自由意志；尼采，权力意志；黑格尔，总念（Begriff，先于宇宙万物的观念而存在的）；孔丘是仁，孟轲是义，韩非是法，等等。不学哲学的人，一眼望去，蔚为大观，其实很可怜。这使我想起物理学的杠杆作用，物理学家夸口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但谁也不能给他这个支点，而思想家自己架构了精神界的支点。老子，他提出“道”，“道”就是他理论的支点。

礼→义→仁→德→道→

推理而定名——哲学家。

感知而不定名——艺术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惟道是从。（第二十一章）

天，也是从道而来：“天法道。”（第二十五章）天者，在古代指宇宙，那么，宇宙从道而来。在这里不期然想起黑格尔。黑格尔认为观念先于物质而存在，换言之，物质仅是观念的实现，而诸种观念皆决定于一个总念。宇宙，就是这总念的物质化。宇宙尚未物质化时，总念早已存在。

这样把道和总念相提并论，大家是否觉得有点类同？我夹在一老一黑之间，怎么办？

我怀疑道，也怀疑总念。怀疑了四五十年，结论是，两者概不承认。宇宙既不实在，亦不空虚，既无道，亦无总念。老子与黑格尔需要“支点”架构理论，支点一抽掉，整个理论垮下来。

不是不要支点，但我一生没有致力于寻找支点。起初我就明白：精神界的杠杆所需的那个支点，是找不到的。

物理学上的支点，是存在的。足以“撬动地球”的支点，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唯有足以撬动宇宙的支点，或者说，撬动道和总念的支点，不可能。

我写：“蒙田不事体系。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得我心。”蒙田（MicheldeMontaigne)不是思想家、哲学家，他终生研究“人”，不是“宇宙”。他的不事体系与我的不事体系，两回事，我抬出他，是借他开一开门，让我走出来。

蒙田先生博学多才，建立体系，太容易了。可是他聪明，风雅，不上当。尼采也不事体系，比蒙田更自觉。他认为人类整个思维系统被横七竖八的各种体系所污染。

以上的话题，提得太高。总之，建立体系而成一家之言，并不难，不事体系而能千古不朽，却是极难极难。

一般的体系，可说是外化的精密、宏观的精密。我取内化的精密、微观的精密。外化的功能，体现在推理而定名，那是哲学、哲学家；内化的功能，表现在感知而不定名，那是艺术、艺术家。哲学家中，只有尼采一个人觉察到哲学的不济，坦率地说了出来，其他哲学家不肯承认思想历程的狼狈感。凡是蹩脚的、吃哲学饭的“桶子”们，从来标榜哲学是一切学的总框。

再举两则别人对老子哲学的评价：

一，《吕氏春秋•不二篇》——“老聃贵柔。”

二，《荀子•天论篇》——“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诎，即屈；信，即伸。这两个看法，我嫌浅显，读不起《道德经》，老子自己才会说话哩！他说：

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

骨弱筋柔而握固。（第五十五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

《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老子又发挥“柔”的原理：

知其雄，守其雄。

知其白，守其黑。

知其荣，守其辱。

极其厉害的战略，是以对付宇宙、对付世界、对付人生。具体战术呢，第三十六章中已说明：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伟大的思想都有毒的，你能抗毒，你得到益处。老子的观点和方法，可供与老子同品格的人借鉴应用。但不幸，老子的方法论，常被坏人拿去为非作歹了，还反咬一口，归罪于他。大陆有青年犯法，交代时说，读了尼采著作的缘故。

希望大家读《道德经》。有疑难，有问题，可以找我。电话是（718）5261357，我总在家的。老子主张：

治大国如烹小鲜

我在家，烹小鲜如治大国。大家要是觉得好笑，说明我讲老子哲学没有白讲。老子说:

不笑不足以为道。

祝贺大家得道了。

曾经有一位外国学者，F.卡普拉（FrkjofCapra),记不得哪国了，他在一本《物理学之道》(TbeTaoofPhjsics)中说：“《道德经》就是以一种令人费解的、似乎不合逻辑的风格写成的，它充满了迷人的矛盾，它那有力而富有诗意的语言，捕获了读者的心灵，使读者摆脱了习以为常的逻辑推理的轨道。”

这倒正可为老子的文学价值做注解

木心：

“我的自救，全靠读书”。

（1982年，55岁的木心放弃一切去往纽约，靠给别人修理古董维持生计，岁月与经历却为他的创作徒增广博与深刻。）

他说过：“我相信时间，我和大家比耐心。”

“我要在我的身上克服整个时代，不可把人生荒废在俗套的生活里。”

摘自《文学回忆录》

“文学是可爱的。”

不要讲文学是崇高伟大的。文学可爱。大家课后不要放弃文学。文学是人学。至少，每天要看书。我是烧菜、吃饭、洗澡时，都会看书。汤显祖，鸡棚牛棚里也挂着书，临时有句，就写下来。

电视尽量少看。

西方人称电视是白痴灯笼。最有教养的人，家里没有电视。最多给小孩子看看。电视屏幕越来越大，脑子越来越小。

理解事情，不可以把一个意思推向极端：我也看电视。尼采，克制不住地手淫：这样他才是尼采。

鸦片、酒，都好。不要做鸦片鬼、酒鬼。什么事，都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推向极端。

读书，开始是有所选择。后来，是开卷有益。开始，往往好高骛远。黄秋虹来电话说在看庄老，在看《文心雕龙》。我听了，吓坏了。一个小孩，还没长牙，咬起核桃来了。

开始读书，要浅。浅到刚开始就可以居高临下。

一上来听勃拉姆斯第一交响乐，你会淹死。一开始听《圣母颂》、《军队进行曲》，很好。我小时候听这些，后来到杭州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居然完全不懂。

对西方，一开始从基督教着手。要从完全看得懂的书着手。还得有选择。至少到六十岁以后，才能什么书拉起来看，因为触动你去思考，磨砺你的辨别力，成立你自己的体系性（非体系），你们现在还不到这个境界。

认真说，你们还不是读书人。不相信，你拿一本书，我来提问，怎么样？要能读后评得中肯，评得自成一家，评得听者眉飞色舞，这才是读者。

楊絳先生：幸福是養自己的心，不是養別人的眼。

別曬幸福，別曬甜蜜，別曬發達，也別曬成功。

物理學常識告訴我們，曬總會失去水分，藏才是保鮮的最好方式。

是啊，漸漸的你會明白，生活是自己的，與其他人無關。

高層次的人都在收斂鋒芒，低層次的人才會炫耀。

如果你的快樂分享錯了人，那就成了顯擺，招人嫉妒。

如果你的感慨分享錯了人，就成為了小情。

如果你的難過分享錯了人，就成為了笑話。

南怀瑾：

你看我們那個時候的人格教育，家裡書房裡貼了一張紙，畫了線條，有一百個框框，有些是三十個框框，一張一張放在上面，叫什麼？“功過格”。每天自己讀完書了，爸爸坐在後面說：想一想，有沒有錯？自己想想：有，拿起黑筆來在框框裡點個黑點。有什麼好事嗎？有，某某人沒有橘子吃，我送一個橘子給他，在框裡點個紅點，算一件好事。每天的思想行為，好的點紅的，壞的點黑的，給自己看，這個叫功過格，我們是這樣來的。
——《漫談中國文化》

記得小的時候十一二歲，像我們家庭的教育，把《朱子治家格言》擺在桌上，而且要會背。早晚要向父親背，背完了照著做，“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我在家是獨子，沒有兄弟姐妹，雖不算大富大貴人家，也是很不錯的家庭，家裡很多傭人，可是大雪天，一大早，父親把我叫起來掃院子，我母親當然心疼，何必呢？家裡有傭人啊！不行，非要他自己出來掃不可，不然長大了沒得出息，不知道人事的艱苦；傭人固然有，為什麼他該享受啊？！

我那個手凍得啊都腫起來了，像螃蟹一樣，還不准我帶手套，拿個掃把在掃雪。夜裡關了門以後，點個燈到處看看門閂好沒有。我說我們當年是受的這種教育。
——《孟子與離婁》

師之尊人（編按：南師的父親），少有大志，中年趨於淡泊，讀書一生，不求榮顯。師以獨子，而課讀之嚴，從不姑息。故師自雲：十二歲時，即圈點通鑒史書等一遍。太老師常于天未明時，即喚其起讀，且在旁常誦：“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之古句以勉之。寒冬晨起，亦命先事掃雪，然後誦書。常告太師母雲：兒時不知艱苦，終將害其畢生。十三四歲時，雖逢寒假，亦不稍假，即命其獨赴山寺攻讀，不必回家過年。其家教之嚴，有如此者。師雲：今時薄知學問，亦皆得力于太老師昔年教導之力焉。
——《金粟軒詩話八講》

我們的孝道文化有幾千年歷史，同其他民族文化不同。這孝道文化從那裡來？從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宗族社會來，古代維繫這大家庭社會的中心力量就是孝道。孔子的學生曾子還因此著了一部重要的書籍，叫做《孝經》，作為孝道的典範。這本書現在大家很少看，像我們老一輩的，在小時候便已經讀得很熟了。

記得民國三十六年我回到家裡，父親聽說我研究佛學，研究得還不錯，要我講一點佛經給鄉人聽，他也要參加，我說千萬不要，因為我們家孩子，長到幾十歲，從外面回家，看到父母親都會趕緊跪下來磕頭。父母親坐在旁邊時，孩子不敢隨便坐。我父親講話很威嚴，我聽他講話有時還會畏懼，畏懼並不是害怕，而是一種很自然誠懇的恭敬而已。
平常家裡的客人不少，因為我那時有點小名聲，常常有人來找我談話。每當我父親走過來，我一定馬上站起來聽父頰吩咐。他老人家看了便說，你長大了，以後不必這樣守禮，馬虎一點可以，可是我一直不敢。這是因為自小受了老式文化教育很深影響的關係。我父親要我講佛經，他也要聽，我說您不能來，您來了我就講不出來。最後不得已，我對父親說，您真要來，那我講《孝經》好了，父親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講這玩意兒？我說現在的青年不得了，家鄉的子弟們先要懂一點《孝經》，不然學個什麼佛？！我父親想想，也認為有道理，因此我在家鄉曾經講過一次《孝經》。《孝經》是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基礎，現代人千萬不要忽視了它。

那麼，究竟怎樣才算是孝子呢？真正的大孝子，不只孝順自己的父母，還要能孝順天下人的父母。所以我常常跟一般老年同學和青年同學說，你不要把自己的兒女看得那麼重，天下人的兒女都是你的兒女，天下人的父母都是你的父母，為什麼不能將自己的心量放大呢？如果將心量放大了，以天下人的父母為自己父母，以天下人的兒女為自己兒女，那該多好！
——《佛教的孝道思想》

《紅樓夢》裡有句話：“月滿則虧，水滿則溢。”

為人處事過猶不及。

凡事太過，反而容易得不償失。

好的人生，都是“三七”開。

三分精明，七分厚道

鄭板橋說：“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真是算儘自家耳！”

與人相處，精明不如厚道。

寬厚之人或許會吃點虧，但恰恰是這肯吃虧的態度，讓別人樂於與之交往。

看似傻，其實是聰明之舉。

曾國藩是晚清有名的重臣，也是為人厚道的典範。

曾國藩為官，從不巧取豪奪屬下的利益，而是主動讓利給他人。

1860年，曾國藩聯合湘軍統帥胡林翼，打敗了太平天國的軍隊，攻下安慶城。

這本是一個加功進爵的大好機會，然而曾國藩不曾向朝廷為自己邀功，反而把功勞讓給了胡林翼。

胡林翼因此被任命為湖北巡撫。

沈葆楨曾是一名不知名的小官，因曾國藩的舉薦成為江西巡撫。

然而沈葆楨因剋扣軍餉，又為難曾國藩，將士們都不滿，要求彈劾這個忘恩負義的人。

曾國藩卻顯得很淡定，他勸告湘軍將領，誰也不要為難沈葆楨。

曾國藩的大度令沈葆楨十分感動，因此他更加勤政為民，才成為後來的晚清重臣。

曾國藩不居功和善待他人的做法，為他贏得了眾多尊重和榮譽。

追隨他的能人異士也越來越多。

網上看到過這樣一句話：“與其帶著聰明去計較，不如在聰明里留點厚道，為他人著想，才是人生大智慧。”

精明算計可以讓人獲利一時，厚道卻可以讓人安享一世。

俗話說：“精明不如厚道，計較不如坦誠。”

精明的最高境界，就是厚道。

（图文均来自网络）

（图文均来自网络）

文：苏墨

《中國文化報》有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如此崇敬楊絳先生？

有個網友的回答最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敬重楊絳先生，不僅因為她的文學造詣，更因為她淡泊豁達的處世大智。

她，歷經一個世紀的沉浮滄桑，卻始終以輕盈的姿態來承擔生命的沉重，以不爭的品格從容自處。

人生之慧，在於眉目舒展、通透自然，在於舉重若輕、淡看浮華。

看淡身外之物，無欲則心輕。

18世紀，法國哲學家狄德羅，因為偶然得到一件華貴的睡袍，而發覺家裡的舊家具與之不配。

於是，他決定把舊物一件件換新。

然而，隨著一件件新物的搬入，呆在奢華家裡的他，卻驀然發現：他一點都不開心，反而因此荒廢了主業。

他居然被一件睡袍而“綁架”了。

這就是著名的“狄德羅效應”。

故事中的狄德羅，是不是像極了生活中的我們，明明擁有了更多更好的，卻仍然感到不幸福。

無止境的慾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只有懂得淡看身外之物，方能通往心境的平和自足。

楊絳，就是一個物質極簡的人。

曾經去楊絳家拜訪過的黃裳，在回憶中感嘆：

他從來沒有想過一對清華教授的家竟如此樸素。

牆是白灰粉刷的，地是水泥抹平的，整個客廳幾乎沒有任何家具，牆角里供人做的椅子只不過是兩隻豎擺著的木箱子。

唯一顯眼的就是中央的一張長桌，一人一頭，上面擺滿的書籍估計就是這間屋子最昂貴的裝飾吧。

即使後來，面對上級的屢次提出改善條件，她總是笑言：在這樣的環境，已經非常舒適。

就這樣，一位學術泰斗，在如此簡陋的環境，卻怡然自得，不改其樂，寫出了一部部震驚文壇的文學巨著。

不僅對物質淡泊，對名利她亦是如此。

她曾因翻譯《堂吉訶德》而榮獲西班牙政府的嘉賞，被盛邀出訪。

然而淡看名利的她數次婉拒，直到三次之後，實在“賴不掉了”才答應。

楊絳常說：

“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正是因為她對物質的淡泊，對慾望的節制，讓她能夠在浮躁的當下，不僅活得恬靜自在，而且能夠潛心治學，屢攀文學高峰。

正所謂，少欲則心靜，心簡則事明。

唯有學會給生活做減法，幸福才會做加法。

看淡逆境，挫折變存摺。

巴爾扎克說：

“苦難對於智者是一塊墊腳石，對能幹的人是一筆財富，對弱者則是萬丈深淵。”

楊絳的一生坎坷崎嶇，她前半生歷經戰亂，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後半生又經歷了女兒、丈夫先後逝去的錐心之痛。

放在任何一個人身上，都是難以忍受的，然而，她始終坦然以對，用智慧的心態化解一切。

上海淪為“孤島”的時候，生活日益艱難，為了生計，楊絳一人兼了好幾分工，代課、家教，寫話劇……每天早出晚歸，多個地方奔波，勞累至極。

然而，她卻欣慰地說：

“不論多麼勞瘁辛苦，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至幸。”

並且，她把所見所聞都糅進了作品，讓那些困苦變成了素材，成就了她人生中第一部話劇《稱心如意》。

文革運動中，她被學生誣陷，在師生面前出糗、被眾人當瘟疫一般躲開的時候，她泰然道：

“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隨她們怎麼想，人生在世，冤屈總是難免的，雖是一番屈辱，卻是好一番錘煉。”

結果，下學期選她課的學生更多，因為被她的從容氣度所折服。

尤其，在那段動蕩的歲月裡，她淡然的品質更是讓人刮目相看。

當胸掛大字牌的時候，她跟丈夫戲稱“愛麗絲夢遊奇境”，相互大笑。

當被罰去清掃廁所時，她幽默地說：正好可以享受到自由，不必看見不喜歡的人。

當在田間辛苦勞作的時候，她感嘆道：意外增進了對農民的感情，增強了勞動之美的認知。

……

就這樣，面對一次次困境，她一次次抱著樂觀的心態，結果所有的磨難都變成了禮物。

正如她說：

“一個人經過不同程度的鍛煉，就獲得不同程度的修養、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

困境淬煉心境，磨難啟迪心智。

當你換個角度看待逆境，所有的絆腳石都變成了墊腳石。

看淡他人目光，則人生處處自在。

2005年，中譯本中發行量最大的、由楊絳翻譯的《堂吉訶德》引起爭議。

在此起彼伏的非議中，譯者董燕生直接在媒體前稱：楊絳翻譯的版本簡直就是反面教材！

他還批評道，她太自信了，該查字典的地方沒去查字典，很多譯法都是錯誤的。

尤其指責楊絳的譯本比他的少了11萬字，肯定刪減了章節。

此言一出，輿論嘩然。

隨著質疑的持續發酵，楊絳卻置若罔聞，“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最終連資深出版人李景端也忍受不了，致電楊絳替她鳴不平的時候，楊絳卻開心地打趣道：

“你怎麼還像個毛頭小子愛管閒事！對於那種批評，我一點不生氣，不想去理他，隨他怎麼說吧。”

突然想起村上春樹的那句話：

“別人怎麼說與你無關，儘管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只要你清楚自己在尋求什麼，我的人生是我的，你的人生是你的。”

真正生活的高手，不去評價他人，更不會被別人的評價所影響。

現實中，我們的行為舉止不可避免會遭到他人的關注，甚至不被理解，如果你總是太在乎他人的看法，那麼你將如生活在煉獄，患得患失。

生活是自己的，不是活給別人看的。

正如楊絳在《一百歲感言》中所說：

“我們曾如此渴望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

故事的結尾便是，直到很久之後，大家才得知，原來楊絳運用了《文史通義》中著名的“點煩”翻譯法，語意更突出，情節更緊湊。

大家對楊絳淡定氣度的欽佩更上一層樓。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懂你的不必解釋，不懂你的解釋也沒用。

人生短暫，無需在意他人看法，做好自己的事，時間會證明一切。

楊絳說：

“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

當你擁有一顆淡泊之心，即便行到水窮處，依能坐看雲起時。

最後，願你我修得一份豁達與超脫，淡定處世，淡然為人，從容一生。

杨绛：

人到中年，最好的日子不是驚艷，不是繁華，而是遠離喧囂：

一半清醒做好自己，一半努力包容別人！

最好的生活狀態就是，低配你的生活，高配你的靈魂，

年齡只是符號，把生活調成自己喜歡的頻道，

一地雞毛，不需人知，歲月靜好，且自從容！

人字有兩筆，一撇寫前半生，一捺寫後半生，

前半生寫執著，後半生寫釋懷！

摘自《文学回忆录》 ​​​木心

少年人一定要好的长辈指导。

光是游历，没有用的。

少年人大多心猿意马，华而不实，忽而兴奋，忽而消沉。

我从十四岁到廿岁出头，稀里糊涂，干的件件都是傻事。

现在回忆，好机会错过了，

没错过的也被自己浪费了。

木心：老子

老子的思想，老子的哲学，太老了。在他之前，他的文化继承不长。李耳的老师是谁，李耳的参考书是什么？有多少？都不可考。可以想象他是自学的。无师自通，没有参考书，是全凭自己的血肉之躯，观照冥想——耶稣和释迦牟尼还有前人的经典可读呢。

我的意思是：李耳的个人寿年很长，他的文化继承，历史很短，而我们的文化继承，超过两千年。

思想家的阅历和知识，分直接和间接。凭生活体验，沉思冥想，是直接的；博览群书，参看别人的阅历、记载、知识等等，是间接的。合在一起，便是现代思想家的历史寿命。

对照之下，老子据说两百多岁，我们呢，两千多岁。环顾四周，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所以上次讲课回家，心中闷闷不乐。

老子的哲学老了，小子的哲学，零零碎碎，像夹心饼干，夹在散文中、诗中：巧则巧矣，避重就轻。我总得正面写一部哲学著作，才算坦白交代、重新做人——重新做艺术家。

孔子曰“三十而立”。我没有这样早熟。三十岁时，我关在牢里。当时我笑，笑人生三十而坐，坐班房。但我有我的而立之年，叫做“六十而立”，比孔子迟三十年。

木心：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

今天讲孔子。

你们小时候练毛笔字，有谁经过“描红”的？就是毛边纸的方格习字簿，每格印有红字，小学生用毛笔蘸了墨，一笔一笔把红字填成黑字：

上大人 孔乙己 化三千 贤七十

孔子，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七十三岁。名丘，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司寇（司空，唐虞时有之，平水土，六卿之一，清时俗称工部尚书，类工业部长。司寇，亦六卿之一，掌刑狱，清时俗称刑部尚书，类公安部长），后来罢了官，只好收学生讲学，周游列国。到六十八岁，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春秋》，还订定了《礼记》与《乐经》。

孔丘的思想与李耳正好相反，乐观、积极、务实，概括起来说，孔丘的理想是恢复尧、舜、文、武的礼乐，以中庸之道架构人伦关系。他根据周公的原则，周详地建立了一个生活模式。

他的祖先本是宋国贵族，父亲做了鲁国的大夫，才归为鲁国人。孔丘本人，“少也贱”，做过仓库管理员，放过牛羊，充当过吹鼓手（乐师）。说这些，并非笑话他，而是说明他头脑很实际。那年代和希腊雅典一样，一个城市等于一个国，鲁国的大夫如孟孙、季孙，都自己建筑都城。孔丘反对，暗中唆使学生子路，设计破坏这种城。可见孔二先生很有一套阴谋诡计。

我最有意见的是，孔丘杀少正卯，是一桩冤案。他担任鲁国司寇，实际是宰相。他曾说，“子为政，焉用杀”（政治干得好，用不着杀人），自己一上台，不到七天，处死少正卯。少正卯是个学者，也收徒讲学。思想新、口才好，把孔丘的门徒吸引不少过去。孔丘记恨，扣他大帽子 ：一，聚众结社。二，鼓吹邪说。三，淆乱是非。

孔丘自己对少正卯的判断：

“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纯粹是思想作风问题，明明是孔丘硬加罪名，本来的少正卯，可能是：“心达、行坚、言辩、记博、顺泽。”

孔丘很像“文革”理论家，安上“险”、“辟”、“伪”、“丑”、“非”五个恶毒的字眼，概念全变了。即使如此，也不犯死罪。可是孔丘铁腕，把少正卯灭了。

后来儒家掩盖这件丑事。朱熹就否认，说《论语》不载，子思、孟子不言，没这回事，造谣。但荀况揭露出来。

这件事我认为很重要，迫害知识分子，是孔丘理论的破产。我从孔丘的虚伪，从他理论的不近人情，从他的心理阴暗面，推测杀少正卯是真。我很惋惜少正卯没有著作留下来。可能有点尼采味道的。假如我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也开讲。会不会被孔丘杀掉呢？他上台，我就逃。

我们讲文学史。按理说，孔丘自称“述而不作”，不是作家，至少不是专业作家，流亡作家。但古代的思想家，如耶稣、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李耳，自己不动笔的。孔丘的代表作是《论语》，是对话录，由他的学生记录整理的。

《论语》的文学性，极高妙，语言准确简练，形象生动丰富，记述客观全面。

我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经、史、子、集），《易》、《书》、《诗》、《礼》、《春秋》（原来是六经，《乐经》亡于秦，汉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四书中，我最喜欢《论语》，五经中，最喜欢《诗经》，也喜欢借《易经》中的卜爻胡说八道。

夏天乘凉，母亲讲解《易经》，背口诀：“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 ——附带说一说，《周易》的文学性也很高妙。可惜来不及专讲《周易》，像这样的一个月两堂课，得花半年才讲得完一部《易经》。

回到《论语》——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

不要以为我年纪比你们大，你们就不肯表示意见了。

“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平时你们常说“没有人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你又将怎样去做呢？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子路不假思索答道：“如果有个一百平方里土地和一千乘战车的侯国，受到大国的威胁，军事入侵，继之又发生灾荒（饥，谷不熟；馑，菜不熟），我可以出而治理，用不到三年，便能使人民奋起作战，而且懂得礼法。”

夫子哂之。

孔子对他微笑。

“求！尔何如？”（求，冉有）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有个六七十里见方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我来治理，不用三年，可使人民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只有待修养更高的人来推行了。

“赤！尔何如？”（公西华，姓公西，名赤，字子华）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我不敢说能做什么大事，愿意学习罢了。在诸侯的祖庙里行祭祀，或者诸侯间集会，我也穿礼服，戴礼帽（章甫是殷制礼冠），愿意参与作傧相的。

“点！尔何如？”（曾皙，名点，字皙）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瑟声渐轻，铿然而止，他放开瑟而直起腰来，跪着说：我的意思和三子是不同的。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子说：“有什么要紧呢，各人说各人的志向啊。”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音于），咏而归。”

暮春季节，已穿夹衣了，二十岁以上的五六个，二十岁以下的六七个，在沂水的温泉里洗澡、薰香，在舞雩的求雨台上乘凉，然后唱着歌回来。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感慨道：“我同意点的想法啊。”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治理国家应该礼让，子路不知谦逊，所以我笑他。

“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难道冉求说的就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哪有六七十、五六十平方里的不是国家的呢？

“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难道公西赤所讲的不是治理国家的事吗？有宗庙、有盛会，不是国家的事？公西赤只要做个小司仪，还有谁能做大司仪呢？

整本《论语》，文学性极强，几乎是精练的散文诗。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某种观点荒谬错误，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我常常读与我见解截然相反的书，只为了看取文学技巧。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

刚才例举的片断，真好。

上次我讲老子，主要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当然，重点还是老子的文学价值。这次讲孔子，只谈《论语》的文学性。

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奇在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他欲望强盛，种种苛求，世界满足不了他，他一定要把不可告人的东西统统告人。

所以虚伪，十分精致地虚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君子死不免冠，君子远庖厨，秋穿什么皮衣，冬穿什么麂皮，三月不做官，惶惶如也。父亲做坏事，儿子要隐瞒，骂人，赌咒，等等——如果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再广泛地印证中国人的性格结构，将是一篇极有意思的宏文。

“五四”打倒孔家店，表不及里。孔子没死，他的幽灵就是无数中国的伪君子。

木心：急转直下，谈墨子。

墨子，名翟，有说是鲁人，有说是宋人。一说他生于公元前468年，死于公元前376年，大约八九十岁。他出生治工艺的阶层，是有技术的奴隶，非常好学。因生于鲁国，当然受业于儒者。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上来就认为孔子的理论偏极端。

一，礼制太烦琐。二，厚葬耗费财力。三，守丧三年太长，又伤身体，又误生产。

他舍弃儒学，效法禹酋长，疏通河道，参与水利工程，不怕艰难困苦，与上层下层人物广泛接触。

值得注意：儒家的重礼、厚葬、守制，目的是尽人事，以愚孝治国，是宗族主义的大传统。这些陈陈相因的传统，全民族信为天经地义。墨翟为何一下子就看出不对？我认为，根本在于“真诚”。

真诚，先要自己无私念，不虚伪，再要用知识去分析判断，事物就清楚了——这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我推荐给各位，以后研究任何问题，第一要脱开个人的利害得失，就会聪明。我推崇墨子，他不自私、不做作，他不能算思想家、哲学家，但我喜欢他的“人”。

早年我在北京设计展览会，喜欢一个人逛天桥，去东安市场听曲艺相声，在东直门外西直门外的小酒店，和下层人物喝酒抽烟聊天。他们身上有墨子的味道，零零碎碎的墨子。

墨子提出“巨子”的学说，甚至成立制度，有点像黑社会的教父，青红帮的龙头。黑社会专干坏事，青红帮占地为王，墨子却为的是正义、和平、博爱。和黑社会相似的一点，是巨子制度中的成员都能赴火蹈刃，视死如饴。北京、上海等等民间社会还有这种潜质。说来你们不信，我文质彬彬，书卷气，其实善于和流氓交朋友。一定要是大流氓，或将成为大流氓的苗。可惜中国没有墨子派的大流氓了，眼下只有小瘪三。

有一段对话，可以说明儒家与墨家的基本态度。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儒者答：“乐以为乐。”

墨子比喻道：如果我问何故为室，作答“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这样才算告诉我为室之故。我问何以为乐，你答乐以为乐，等于我问何故为室，你答室以为室，那你根本就没有回答。

又例，楚王的臣子叶公子高向孔子问政：主政要主得好，应当怎样？孔子答：“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听起来很高尚，大有深意。墨子拆穿道：叶公未得其问，孔子亦未得所以对。难道叶公不知善为政者能使远者近之，旧者新之么？明明是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地步呀。

叶公是糊涂人，孔子是偷换概念的老手，墨子诚实、聪明。

“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墨子说：古服，在古代是新服。古言，在古代是新言。所以古之君子都是新服新言，这岂不是在说古人不仁，不是君子么？

这又十分机智、爽利。

墨家不重文采，但通顺朴实，明白痛快，条理严谨，逻辑性很强。当春秋末年，各国兼并愈烈，战争频繁。墨家代表庶民的生活要求，反对不义的战争，墨子写了《非攻》。我们来读《非攻》的上篇：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驰）鸡豚（屯）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即拖，夺也）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

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

这种文体非常适宜于做演说，与罗马雄辩家的风格很像。

孔、墨，处处对立，现在看看，还是很有劲。孔说“仁”，墨子以“兼爱”来动摇“仁”，因为“仁”只偏爱“王公大人”的血族。

儒家以“孝”为“仁”之本。墨子说：“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

“孝”与“忠”是一体的，“孝”被墨子松掉，“忠”也谈不上了，就无法“克己复礼”，无法恢复宗族的奴隶制轨范。

陈丹青：

“你不遇到木心，就会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等到这么一个人出现，你跟他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身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自尊，我们没有洁癖，我们不懂得美，我们不懂得尊敬。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难得有一个人，能在肮脏的世界上，干净地活了几十年。木心就是薄情人世上的一束光，在“街上没有兵，没有马，却兵荒马乱”的时代，总会在黑暗处将你点亮。

木心斩钉截铁，不解释、不道歉、不犹疑。他平视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大师，平视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读者，自在自由地娓娓道出文学的回忆。他的一句句识见，有如冰山，阳光下的一角已经闪亮刺眼，未经道出的深意，已觉深不可测。”

梁文道：

“他的作品，好读难懂，难懂易记，因为风格印记太过强烈了，每一句说，自有一股木心的标识，引人一字一字地读下去，铭入脑海，有时立即记住了某一句，回头细想，其实还没懂得确切的意思：于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